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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四节为香港与澳门的发展建立的殊勋

http://www.jmnews.com.cn 2004-9-29 16:25 江门新闻网

　　香港和澳门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香港和澳门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同胞。五邑地区毗邻港、澳，港澳同胞有不少是五邑籍人。江门市1998年侨情调查的材料显示，江门五邑籍的香港同胞有1300192人，五邑籍的澳门同胞有198656人，分别占两地总人口的1／5和1／3左右。在历史上，五邑地区同港澳的联系就很密切。鸦片战争前后，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当年，澳门(葡占)和香港(英占)是盛极一时的“猪仔贸易”的主要转运中心，成千上万的五邑人就是从澳门和香港被贩运到东南亚、美洲、澳洲和非洲等地的；一部分自由移民也是通过澳门和香港出洋的。这些被称为华工的五邑人中，有一部分人或先人的尸骨又是通过香港或澳门返回家乡的，或叶落归根，或魂归故里。

          英占香港岛初期，英政界曾有人对香港的发展前途表示怀疑。当年的外交大臣巴麦尊认为，像香港这样“杳无人烟的荒岛”、“将不会成为贸易市场”，香港“差一点成了飞不起来的丑小鸭”。1850年前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先后发现了金矿；以后，美、加又修筑太平洋大铁路，“淘金热”和“筑路热”促旺了早已存在的“苦力贸易”(广东人称为“猪仔贸易”)。据统计，19世纪下半期，被拐卖出洋的“猪仔”达205万人之多，其中绝大多数是经由香港中转的，五邑华工占了很大的份额。苦力贸易的畸形发展带动了香港和澳门早期航运业、造(修)船业、饮食旅馆业、赌博业及市政建设的发展，为英国殖民者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对于这一点，英国人自己也是承认的。英国学者安德葛就说过，香港这个殖民地的成长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血腥的苦力贸易而造成的。香港澳门早期的发展散发着“猪仔贸易”的铜臭，是包括五邑籍华工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的“猪仔”们用自己的血与泪造就的，这是一页“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殖民剥削史。

          通过对二战前为香港早期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杰出贡献的五邑人创业史、发展史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这就是：早期出洋的五邑人中，不少人是先在海外创业，有了一定积蓄后就回到香港“大展鸿图”。驰名港、澳地区的新会冯平山家族、利希慎家族、林裘焯家族，鹤山的李石朋李冠春家族，台山的伍时畅家族，就是其中的代表。

          冯平山(1860-1931)，15岁随叔父往泰国经商，到20岁时已可独当一面。他感到泰国的商业环境不利于自己施展才干，21岁时便回到香港，利用他在泰国学到的行商经验及积蓄，开办商行，经营山珍海味；后又同李冠春、简东浦共同创办东亚银行，成为大股东兼永远董事，是香港第一代华人企业家和银行家。

          冯平山致富后，在香港举办了很多公益事业，如与孔圣会合办男女义塾、捐建香港仔儿童工艺院(香港仔工业学校前身)、为香港大学捐赠基金及建造冯平山图书馆、为港大中文学院捐赠经费等，是香港大学永远值理，为香港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还是香港新会商会、香港华商俱乐部主要创始人之一，先后出任香港保良局总理、团防局总理。1925年被港英政府授予太平绅士衔。他病逝后出殡之日，香港政府特派出乐队为其灵车作伴送。可见冯平山在香港的地位非同一般。

          利希慎家族的发迹史更具传奇色彩。约在19世纪50-60年代，利希慎的祖父利策名及父亲利良奕就从新会来到香港谋生。不久，利良奕携妻子到美国旧金山，加入了华工淘金者的行列，据说是最早从五邑赴美国淘金的40名华工之一。利良奕稍有积蓄后，便携妻儿回到香港发展，并得到弟弟利文奕的协助。利氏起初经营男用内衣，后又兼营公烟(鸦片)生意，积累了巨额财富，先在皇后大道中设礼昌隆商号，后又在弥敦道开设金兴号商店。利良奕是显赫的利氏家族的奠基人。

          利希慎(1879—1928)，生于夏威夷，在美国接受教育。17岁时随父亲利良奕回到香港，人读皇仁书院，毕业后留校执教。不久进入汇丰银行当职员。其后，往马来亚当过报馆翻译、开过锯木厂；在仰光开办双德丰船务公司，被派往香港任经理。之后，他在父亲资助下买了一条船，办起南亨船务公司。父亲去世后，他继承父业，在澳门争得了公烟专卖权，又涉足房地产，财富迅速扩大，成为港、澳著名的“公烟大王”。1923年，他以380万元向英资怡和洋行购人铜锣湾的鹅头山，并在其附近再购买土地，使其拥有的土地扩大到15亩，兴建了游乐园，将“鹅头山”改称“利园山”。是年，他将希慎置业公司注册成地产公司，为利氏家族奠下了“地产王国”的基础。利希慎去世后，其长子利铭泽继承了利氏家族的产业。他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获硕士学位。在他的主持下，希慎置业有限公司进一步扩展，到二战后，香港的波斯富街、利园山道、恩平道、新会道、新宁道等的楼宇，都是该公司在开发利园山时逐渐建成的。此外，希慎公司的投资还遍及金融、贸易、航运、娱乐、公用事业等，成为饮誉港、澳的“地产王国”。

          林护(1871—1933)，字裘焯。14岁时赴澳洲谋生，24岁时回到香港从事建筑业，创办联益建筑公司，并在穗、沪开设分公司。公司承建的工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为同业之冠，被誉为“建筑界巨子”，对香港市政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林护的哲嗣、其兄林裘谋及哲嗣均系建筑名家。林氏家族是驰名香港的“建筑世家”。林护致富后对发展香港教育事业建树良多，创办了圣保罗女书院和蒙恩女校等。

          李石朋、李冠春是李氏家族的奠基人。李石朋(1863-1916)，年幼时在越南谋生，从商。稍长回香港发展，曾任航运公司职员，后自办和发成船务公司，专营越南至香港的航运，在越南西贡开设和兴、南盛等公司，经营大米生意，并在香港建立取得大米进口权的南和行商号。大米生意十分红火，大大缓解了19世纪末叶以来香港因蓬勃发展、人口骤增而引起的粮食供求矛盾。一战期间，和发成及南和行垄断了越南至香港的大米生意，获利甚丰。20世纪初，李石朋又投资香港的房地产，最初是在海滨，进而至大街，如威灵顿街、皇后大道西、干诺道中等，后又在湾仔中环、罗便臣道、西摩道、坚尼地道、深水涉等地，大量购置房地产，使之成为李氏家族的经济支柱之一。现位于皇后大道中的兴玮大厦，就是李氏家族的产业之一。李石朋为香港早期的发展建立了殊勋。他去世后，长子李冠春继承父业。李冠春7岁时离乡赴港读书，稍长随父经商。1918年，他在父亲支持下，同冯平山、简东浦一起创办东亚银行，成为第一代华人银行家。到30年代，李氏家族的商业机构已发展成为国际性机构。

          伍时畅(1888—1974)，1912年离开台山到秘鲁谋生，从商，经15年艰苦创业，事业有成，于1927年返回香港，开设万信荣贸易行、万国茶行、隆记实业公司、万国实业公司、吠素(香港)有限公司等。1921年，他与同乡雷维丘、雷维新兄弟合办九龙巴士公司，致力发展香港现代公共交通事业，为促进香港的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除了以上几个大家族外，还有一些五邑籍华侨在海外发迹后返回香港创业，也为香港的繁荣与进步作出了贡献，如台山旅美国华侨陈程学在西雅图发迹后，1923年回到香港开办了板厂及华昌银行。台山旅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侨富商陈均，在30年代初回到香港，设立代理商行，后在香港病逝。

          鹤山旅马来亚大富豪陆佑对香港教育事业，特别是香港大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港、澳教育界更是有口皆碑。1910—1912年，陆佑捐资100万元叻币给香港大学，建设学校本部，港大将该大楼命名为“陆佑堂”，并在楼前竖立了陆佑纪念铜像。这座大楼极富艺术特色，已被香港政府列为文物古迹永远保护。1915年，他又给港大50万港元无息贷款，为期21年，目的是使“港大财源置于可靠基础上，增加活动和工作效能”。他还捐助叻币5万元给港大设立基金会，以奖励优秀学生。为了表彰陆佑对香港大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1917年初，港大专门派出副校长前往马来亚，为他颁授“名誉法律博士”学位。

          民主革命时期，一些五邑籍华侨如陈少白等以香港为基地进行革命斗争，传播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想，对启发民智，推动香港的社会进步起了积极作用，这也是五邑籍华侨为殖民统治下香港及澳门的发展建立的殊勋。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革命义旗，进行推翻清朝腐败统治的武装起义，建立民主共和的新国家。香港由于其特殊的地位，成为革命派的重要活动基地，是海外华侨革命志士同国内的革命者联系的桥梁。

          概括地说，在辛亥革命时期，五邑籍华侨及港澳同胞以香港为基地，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新国家，主要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斗争：

          第一，建立革命组织兴中会、同盟会香港分会，陈少白、李是男、谢缵泰等是积极分子。香港是陈少白同孙中山革命友谊的发样地。

          第二，筹划并参加武装起义，邓荫南、谢缵泰、李雁南、劳培、马超俊、陈永惠、黄景南父子等是中坚力量，他们有的在香港策动武装起义；有的从海外归来，经香港进入内地，参加武装起义、流血牺牲。

          第三，培训革命骨干，掩护革命党人，由邓荫南、李纪堂、谢缵泰、李白重等具体谋划和操办。

          第四，办报演戏，宣传革命思想，在这方面，陈少白秉承孙中山旨意，创办的《中国日报》影响最大，黎民伟办的清平乐戏剧会社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毁家纾难，筹集革命经费，李纪堂、杨西岩、李煜堂、李海云、张云田等人贡献最大。

          抗日战争时期，不少五邑海外侨胞经由香港回到祖国，慰劳抗日将士，参加抗日战争；或同香港的抗日团体(如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联系，通过这些团体将海外华侨捐献的钱物等转送国内抗日军民，援助祖国抗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司徒美堂就是其中的光辉代表。美国归侨谢创这时出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海外工作组组长，他冒着生命危险，在省、港、澳领导抗日，并以香港为基地，秘密开展海外工作，团结海外侨胞及港澳同胞进行抗日救国斗争，做了许多艰苦卓著的工作。

          综上所述，在二战以前港、澳早期的发展中，五邑旅外华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这是五邑籍华侨爱国爱乡精神的又一体现。香港及澳门的繁荣与发展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港、澳同胞(他们是主体)和一部分海外华侨共同创造的。过去，人们在叙述后一部分人所作的贡献时，对他们原来是华侨的身份往往强调不够，只是笼统地把他们视为港澳同胞，这是欠全面的。从海外回到香港或澳门发展(或谋生)的华侨中，有些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贡献更大一些；但也有不少人仍是“打工”的一族，他们同样也作出了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便以港、澳为家，在这里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又从侨胞变成了港澳同胞。但由于这些人出洋较多，对海外情况接触较早，港澳同胞借助这些先期移民出去的同乡，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众多的联系网，又为二战以后港、澳向外发展、铸造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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