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新闻网---第十章第三节司徒美堂与美洲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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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三节司徒美堂与美洲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

http://www.jmnews.com.cn 2004-9-29 16:30 江门新闻网

　　“南洋有个陈嘉庚，美洲有个司徒美堂”，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海外华人社会到处传颂的赞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位叱咤风云的侨领对祖国抗战作出的贡献是多么巨大。

          司徒美堂(见图18)1868年4月13日生于开平县赤坎镇中股乡牛路里一个农民家庭。1880年到美国谋生，早年加入洪门致公堂。抗战时期，被人誉为“洪门元老，一生爱国”的司徒美堂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但爱国之心愈加强烈，他始终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患难，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拯救中华民族不遗余力，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成为公认的美洲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领袖，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颂扬。其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

          第一，组织抗日团体，发动募捐救国。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团结海外侨胞抗日救国，1931年10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司徒美堂以美洲洪门致公堂主席的身份出席大会。他在发言中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蹂躏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投降政策，号召洪门兄弟团结起来，支援祖国抗战。会后，司徒美堂回到美国，他以民族大义为重，竭力消除各“堂口”之间的“窝里斗”，并亲自向其“对立面”的协胜堂认错讲和。1932年1月，以司徒美堂为总理的安良堂和协胜堂各派出数十名代表，召开和平大会。司徒美堂在会上介绍了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情势，并痛心地检讨自己过去所为，认为“堂斗”是使亲痛仇快的愚昧无知的行为，“牺牲的是良善华侨，流的是自相残杀的血”，大敌当前，只有“大家团结抗日，枪口一致对外，各堂才平安相处，消灭了被人挑拨起的争执”。他主动与协胜堂代表握手言欢，订立和约，从而结束了延续二三十年之久的“堂斗”，在美洲华侨社会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淞沪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联合各侨团，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会”，开展宣传和募捐救国活动。1932年2月，司徒美堂主持召开安良堂干事会，作出全力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的3项决议：以致公堂名义发电支持十九路军；迅速成立洪门筹饷机构，发动募捐；组织青年航空救国。安良堂还组织侨校的师生上街进行抗日宣传，发动募捐。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司徒美堂的极力推动下，1937年10月13日建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司徒美堂被推选为常委。他说，“七七”以后，“我们在美国知道这是长期抗战，要长期募捐救国。因有‘筹饷局’之设，我辞去其他职务，专职纽约筹饷局工作5年之久。每天早上10时上班，至深夜12时才了事。”纽约筹饷局在存在的8年半里共筹捐了295047美元，仅次于旧金山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的捐款，在美国居第二位。美堂老人为此付出了艰辛劳动。

          此外，美堂老人还筹集了大量衣物、医药及汽车，通过宋庆龄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运往各个抗日战场，支援祖国抗战。

          第二，慰劳抗日将士，保卫抗日将领。

          淞沪抗战的枪声打响后，司徒美堂时刻记挂着十九路军的抗日将士们。当他得悉华侨捐给十九路军的款项被南京政府克扣时，十分气愤，决定改变汇款方式，通过银行转汇“上海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亲收”。淞沪停战后，司徒美堂对十九路军抗日将士的命运、对祖国抗战的前途更是忧心忡忡，于是决定亲自回国一趟，一则将侨胞的捐款献物带回上海慰劳十九路军，二则了解淞沪抗战后抗日救国斗争的发展态势。

          1932年4月，司徒美堂率领美洲华侨慰问团的成员乘坐邮轮回到上海，拜会了蔡廷锴将军，将美洲华侨捐赠的慰劳品交给蔡将军，并详细了解了淞沪抗战的真实情况。5月16日，十九路军在军部召开“一.二八”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美堂老人及慰问团全体成员怀着沉痛与崇敬的心情，向抗日英雄们敬献了花圈。后来，美堂老人得悉蔡将军因坚持抗日，“开罪”了蒋介石，将被调闽“剿共”而闷闷不乐，便安慰他说，日后如有难处可去美国，海外侨胞欢迎你。

          1934年8月28日，蔡廷锴到达纽约，司徒美堂组织华侨热烈欢迎。纽约的唐人街停止了营业，侨胞们手拿鲜花涌向码头，走上大街，欢迎来自祖国的抗日英雄，汽车达300多辆，盛况空前。美堂老人亲自做保镖，陪同蔡将军前往美国10多个大城市访问及作抗战救国宣传，侨胞反应极其热烈。美堂老人还在纽约《五洲公报》上登出严正声明：“谁敢动蔡将军一根毫毛，就把谁捣成肉酱。”由于美堂老人及爱国侨胞出色的保卫工作，使蔡将军平安、顺利地完成了访美的计划。蔡廷锴访美像一股“旋风”，吹遍了美洲大地，对动员和组织广大侨胞团结抗日起了鼓舞的作用。

          继蔡廷锴之后，还有不少受到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迫害的抗日将领如杨虎城、冯玉祥和爱国民主人士陶行知等，后来也到了美国。司徒美堂每次都组织侨胞热情迎送和保卫其人身安全；司徒美堂经常到他们的寓所慰问，了解祖国抗战形势、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等，这对坚定美堂老人抗战救国必胜的信心及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三，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当局顽固坚持投降、分裂、倒退的路线，共产党则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路线，因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始终充满着复杂、尖锐、激烈的斗争。特别是1939年以后，国共两党及其军队之间，多次出现政治争端和军事磨擦，直至1941年1月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达到顶点。

          对这一次次严重的危机，司徒美堂十分担忧。他多次发表谈话、宣言和通电，谴责内战和分裂，呼吁团结抗战。他还给国共两党领袖发去通电，对“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爆发之虞”表示十分关切，敦促两党“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先使河山光复，领土完整”。毛泽东主席接到电文后，立即复电给美堂老人，对旅美侨胞“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迄未稍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司徒美堂十分震怒，他立即给蒋介石发出通电，严正声明：大敌当前，国家利益为重，“反对分裂，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坚持抗战”；他还发动美洲侨团领袖，发出“保卫团结”的通电数十封。1942年夏，司徒美堂回国访问时，曾当面批评蒋介石歧视、迫害八路军、新四军的行径。美堂老人的严正立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团结抗战必胜的信心。

          第四，拒任维持会长，拒绝加入国民党。

          蒋介石收到司徒美堂的电文后，担心与之闹翻，从而失去美洲华侨的支援，于是就以“国民政府行政院华侨参政员”的名义，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国民参政会”。1941年10月，司徒美堂以73岁高龄再次回国共商抗战大计。他在儿子陪伴下，乘坐美国邮轮回到香港，准备稍事休息再转赴重庆。不料太平洋战事后香港沦人日寇之手。日寇诱迫司徒美堂出任维持会会长，遭到了他的断然拒绝，并设计与敌周旋，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后来，他在洪门兄弟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帮助下，化装离港，于次年2月1日脱离虎口，日宿夜行，冲破日军炮艇的追击和敌机的轰炸，东走惠州、潮州，而达广东战时首府韶关，复转衡阳、桂林，飞抵重庆，一路翻山越岭，栖风餐雨，历尽艰险。美堂老人安抵重庆后，先后写了《致旅美侨胞书》和《致洪门兄弟书》，向他们讲述了这段险象环生的经历，希望“我旅美侨胞，益加奋发，输财输力，协助祖国及友邦政府作战，争取最后胜利。”“深望我洪门兄弟，念已往之光荣，思当前之天职，一德一心，共赴国难。”一颗热诚的爱国心跃然纸上，令人敬佩!

          中国共产党对司徒美堂回国表示热诚欢迎，《新华日报》1942年3月20日发表短评《欢迎司徒美堂先生》。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首席代表周恩来等还在办事处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热情称赞美堂老人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义举。在重庆的两个月时间里，美堂老人还拜访了黄兴夫人徐宗汉、爱国民主人士陶行知及国内洪门人士陈其尤、黄鼎臣等。这次回国，使司徒美堂了解了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造谣中伤都是谎言”，促使司徒美堂的思想发生转变，对共产党产生了新认识，开始“认清了自己前进的方向，为今后10年光明而幸福的前途撒下了种子”。在重庆，当蒋介石企图以“国府委员”官衔为诱饵，并通过他的同乡、当时任国民党海外部部长的刘维炽，“动员”司徒美堂参加国民党时，美堂老人表示：我追随孙中山革命，是为了爱国，而不是为了做官，“谁能出国家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者，我就拥护他，支持他。我决不加入你们的党。”这说明，司徒美堂通过自己长期的观察和思考，对国民党的看法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可以这样说，回国参加参政会的经历，是司徒美堂人生道路上一次重要的转折点。

          1942年，司徒美堂取道印度飞回美国。之后，他不顾高龄和劳累，风尘仆仆地到美洲10多个国家，向侨胞们宣传他在祖国看到的一切真实情况，宣传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政策，号召广大侨胞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继续输财献力，争取抗战的完全胜利。

          第五，心系侨眷疾苦，呼吁救济侨眷。

          1938年10月广州被日军侵占、特别是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五邑地区的侨汇完全中断，侨眷生活受到极大威胁，尤其是主要靠侨汇支持的四邑侨乡，饿殍遍地，不少侨属在死亡线上挣扎。1942年司徒美堂回国时，曾回家乡探亲，耳闻目睹了侨乡人民生活的艰辛，心情十分沉重。1943年，广东许多地方发生饥荒，台山一地侨眷饿死、病死的达10万人以上，很多侨眷妇女远走阳江、广西寻求生路，被迫改嫁或沦为娼妓，苦不堪言。

          司徒美堂非常关心侨眷的疾苦，1942年4月，他在《致旅美侨胞书》中就号召旅美侨胞，“踊跃解囊，集款赈济，以尽天职”，救济国内侨眷。旧金山、纽约义捐救国总会、中华会馆、中华总商会等均发函中国银行，请驳通侨汇。1943年2月，冈州总会馆致电南京政府及中国驻美国大使魏道明，请饬中国银行迅予驳通侨汇，以救侨眷。宁阳总会馆组织筹赈台山饥荒委员会，展开筹款活动。纽约宁阳会馆还规定邑侨每人额捐美金5元，救济台山粮荒。加拿大、古巴的邑侨也响应筹赈。

          司徒美堂还向国民政府呼吁过，由政府迅速拨款救济四邑侨眷，但考虑到国家正处在抗战时期，财政有困难，这宗拨款算是借贷，待回美国后定向侨胞募捐偿还。其良苦用心，令人感动不已!

          为了切实解决侨汇畅通，保证侨汇不受盘剥，司徒美堂还跟美洲华侨联系，并亲自向国民政府交涉，得以在重庆枣子岗垭办起了华侨兴业银行，他还担任首席常任董事(未设董事长)。在司徒美堂的努力下，华侨兴业银行的业务有较大的发展，1943年的资本比初办时增加了1倍，总额达到800万元。除重庆总行外，昆明、贵阳、韶关、成都等大后方多处也设有分行或办事处。但由于抗战期间条件所限，加上国民党官员的腐败，业务开展困难较大。尽管这样，华侨兴业银行的开办，对吸引侨资回国，解除侨眷的困苦，输财抗战，投资国内建设，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是五邑籍华侨华人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是五邑籍华侨爱国主义精神达于巅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主盖敦r黜裴咒瓮乙飞嚣嚣瑞：器神方面，都是前所未见的。它不仅在五邑籍华侨华人史册上留下了璀璨夺目的篇章，而且在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史册上、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值得五邑人民骄傲、自豪和弘扬的。

          五邑籍华侨能够作出这样巨大的贡献，我们认为，这里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因素和社会历史背景。

          首先，爱国主义传统，是五邑籍华侨长期坚持抗日救国斗争的伟大精神因素。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富于浑厚的民族感情和独特的文化特色，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与灵魂。

          爱国主义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以不同的具体内容。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时，日本侵略者强占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大片山河，中华亿万儿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有着数千年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团结御侮，反抗外来民族的侵略和压迫，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保护人民的生存权利，这就是这个历史时期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五邑籍华侨开展的抗日救国斗争就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进行的，并从中汲取了无穷的力量。

          其次，一批爱国华侨领袖应运而生，是五邑籍华侨长期坚持抗日救国斗争的领导因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这就是时势造英雄。抗日战争时期，在五邑籍华侨聚居的地方，一批爱国侨领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他们当中除了司徒美堂外，比较著名的还有：美国的邝炳舜、阮本万、梅友卓、黄仁俊，加拿大的黄文甫，古巴的黄作湛，亚洲的司徒赞、黄洁、黄一飞，澳洲的刘光福、余荣等。

          五邑籍侨领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高超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艺术、忘我的工作精神和表率作用，他们在建立抗日团体、宣传抗日救国、发动捐款献物、抵制日货与“不供给运动”、组织爱国青年回国参战，以及在居住国组织侨胞参加战时服务、开展国民外交以争取各国人民及政要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等活动中，都发挥了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具有“振臂一呼，万众响应”的号召力，成为五邑籍华侨坚持长期抗日救国斗争的领导因素。

          再次，祖国军民的英勇牺牲精神，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五邑籍华侨长期坚持抗日救国斗争的伟大鼓舞力量。

          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战场上，始终存在着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激烈斗争。抗战初期，处在正面主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先后进行了淞沪、平津、晋北、徐州、武汉等保卫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这些战役和取得的胜利对海外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是很大的鼓舞。但由于国民党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正面主战场的地位便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所代替。

          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战事起就坚决主张对日抗战，为了同国民党携手抗日，还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英勇战斗，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在全民族抗战中起了政治领导的作用，受到了全国人民、海外华侨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华侨对共产党的向心力与日俱增，司徒美堂对共产党认识的转变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值得指出的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华侨工作，把团结海外侨胞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之一。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以五邑籍华侨为主体的纽约“衣联会”的关怀，使广大五邑籍华侨引以为荣，难以忘怀。1938年4月，“衣联会”成立5周年时，毛泽东送来了亲笔题词予以祝贺和勉励：“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朱德总司令也题词祝贺：“发扬华侨的爱国精神。”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把自己的玉照赠送给“衣联会”元老余宏耀，并题词对海外输财助战的侨胞：“致以最诚恳的敬意!”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强调指出，“必须大力开展南洋与英美各地华侨工作”。1942年初，毛泽东倡议并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由朱德任总书记，叶剑英等人任委员。海外侨胞衷心拥护和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举团结、抗战、进步的旗帜，同一切分裂、投降、倒退的行为作斗争。祖国军民英勇抗敌，不怕牺牲的精神，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坚强领导作用，极大地鼓舞了海外侨胞抗战必胜的信心，成为他们长期坚持抗战救国斗争的伟大鼓舞力量。

          最后，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是五邑籍华侨华人长期坚持抗日救国斗争的重要外部因素。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之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进行了10年，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军民，这种伟大牺牲精神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和赞扬，1942年2月7日，罗斯福总统在致中国领导人的电报中就指出：“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5年(按：他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的)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中、美、苏、英等国家组成同盟国，相互支持，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明显提高。1943年罗斯福说服国会取消排华法案，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五邑籍华侨深切感受到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从而大大激发出支援祖国军民抗日救国的热情。

          五邑籍华侨在抗日救国斗争中所进发出来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至今仍是鼓舞我们奋发向前，建设繁荣、富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和新侨乡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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