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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三节梁启超与华侨教育及华文报刊

http://www.jmnews.com.cn 2004-9-29 17:20 江门新闻网

　　梁启超(见图13)，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新会茶坑村。他不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的领袖之一、成就卓著的学者，而且还是华侨教育与华文报业的倡导者。

          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日本，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翻译出版的大量西方名著，他惊讶：“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梁启超由此得到启发：一个民族没有名著、缺少悠久文化并不可怕，这可以用“拿来主义”弥补；可怕的是这个民族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安于现状，反对自新图强。中国要变法维新、富国强民，首先必须启发民众。于是他作出了具有历史9义的选择：利用自己的口才和笔杆子，在海外致力于自己最擅长的办学和办报，从教育民众做起，补思想启蒙的课。

          一  创办华侨学校，以开民智

          梁启超认为，无论是改良或是革命，欲取得胜利都需要知识和文化。到日本不久，他就决心重执教鞭，以开民智。1899年8月，在曾卓轩、郑席儒等华侨的资助下，梁启超在东京创办了大同高等学校，为流亡海外的青年学子和华侨子弟提供高等教育。

          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是东京最早创办的华侨学校，招收学生30多人，梁启超任校长，日本人柏原文太郎任总干事，校址设在东京牛区东五轩町。梁启超把自己掌握的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尽可能地传授给学生，所开设的课程有：世界文明史、西方哲学、人群发达史、中外时事、日本语言文字学、泰西学案、政治学、伦理学、资生学(即经济学)等等。对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的特点，梁启超作了如下归纳：第一，不出门可知天下大事；第二，摒除落后及愚昧无知；第三，费用少，收益丰；第四，精选西洋及日人的文化精华，结合华夏文化比照、钻研。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在梁启超的领导下，办得有条有理、有声有色，很快得到侨界的认同与支持。

          二  以新民为己任，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

          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得到旅日华商资助，在横滨创办了到日本后的第一份报纸《清议报》。该报以“维护中国之清议，激发民众之正气，增长国人之学识”为宗旨，同时肩负沟通中日两国文化之使命。每10日一期，每期40页，发行量约4000份，行销日本、朝鲜、南洋、欧美。梁启超的启蒙宣传就是从《清议报》开始的。《清议报》共出版发行100期，登载梁启超的文章达100篇以上。

          在办《清议报》的3年里，梁启超译载了日本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和矢野文雄的《经国美谈》等政治小说、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论》等论著；发表新体诗，鼓励中国知识分子学习日文，借途日本，吸收西学；发表《爱国论》、《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等文章，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国家思想和破坏主义；开辟“政治学案”专栏，刊载《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系统地介绍他们的哲学、政治和社会学说；从第25期开始，以“饮冰室自由书”为题，连续刊载自己读日文书刊后的感受和体会，直至第100期。正是在梁启超这些文字的影响下，国内不少青年读者开始从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方面思考中国的现状，并走上了反对清朝的革命道路。有人称梁启超“实在是一位制造舆论的大手笔”。《清议报》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揭露清政府的文章。他用犀利的笔锋，对清廷腐朽、昏庸、卖国、独裁，进行了层层揭露、猛烈抨击。

          在这一时期的启蒙宣传中，梁启超开始关注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把提倡民权作为办报的第一要义，认为唯有民权思想的普及，人心才有可能维新图强。他先后发表了《中国积弱溯源论》、《呵旁观者》、《少年中国说》等文章，批评中国人的奴性、愚昧、奸伪、为我、怯懦、无动等不良心理和行为习惯，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贫弱的重要原因，呼吁中国的青年一代力戒老大帝国的衰颓习气，努力创造一个青春活泼、富有朝气的少年中国。梁启超的这一呼吁，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强烈共鸣，从此，“少年中国”一词常常出现在20世纪初的报刊杂志上。

          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因火灾而停刊。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原《清议报》的馆址创办了《新民丛报》。这时他的启蒙思想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宣布《新民丛报》的宗旨是“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之所以不振，由于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以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为表示这一决心，梁启超将自己的笔名从此改为“中国之新民”。

          《新民丛报》最有影响的作品是梁启超的《新民说》系列文章。这组文章约11万字，分20节，从第1期开始，连载4年，是20世纪初中国启蒙思想最优秀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里，梁启超彻底批判了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借鉴西方的进步思想，系统地向人们宣传新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念，如权利义务思想、国家思想、生利思想、合群思想、尚武精神、进取冒险精神，以及自尊自重、自治自立、平等自由等观念，力图造就一代新国民。对于《新民说》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是这样称赞的：“《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

          《新民丛报》还大量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和历史地理。仅在1902年刊登的肋幅卷首插图中，介绍西方景观和人物的就有75幅。在这一年里，梁启超发表了《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乐利主义者泰斗边沁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专门介绍西人学说的文章，以及西人传记、西方地理、西方小说等多篇。据不完全统计，《新民丛报》介绍的西方思想家、学者、科学家逾百人，介绍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学史等几乎所有领域。《新民丛报》还辟有“新知识之杂货店”、“绍介新著’、“海外汇报”、“海外奇谈”等栏目，专门介绍国外的新知识、新书刊、新消息。这样大规模地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是独一无二的，在海外众多的侨报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启蒙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还通过《新民丛报》改造旧学，鼓吹学界革命、史界革命、文界革命，力求开创一个新局面。在学术思想领域，他大力反对学术专制，在《新民丛报》上连载《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用7万余字的笔墨，第一次撇开封建纲常礼教思想和儒教的正统观念，打破学派门户之见，对先秦诸子学、佛学及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和长短得失，进行了概括的论述和客观的评价，并注意学术思想的演变与社会发展的联系、各派学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及中外文化的交流。这部力作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开山之作。

          在史学领域，梁启超自《新民丛报》第1期起，就连载他的《新史学》一文，“为史界辟一新天地”。他认为中国以往的史著存在诸多弊端，难读难理解，对启发民智、鼓舞民心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他严厉抨击旧史学的“帝王中心论”，提倡以“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为宗旨的新史学，并采用新的史学观念和方法撰写了多种专题史和人物传记，为新史学的创立做了开榛辟莽的工作。

          在文学领域，梁启超从《新民丛报》第2期起，开辟“小说”专栏，连载《十五小豪杰》、《新罗马传奇》、《殖民伟绩》等文艺译作和创作。在1902年的一年里，《新民丛报》共刊登6部小说，其中5部以西方国家的人物故事为题材，介绍西方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和青少年如何为国家和民族，为追求平等自由的新生活而不怕牺牲、顽强奋斗的英雄事迹。

          1902年11月14日，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本有影响的文学杂志《新小说》。他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第一次把人们视为文章小道末技的小说，提高到最有文学价值又最具社会教育功能的艺术高度来评价，呼吁文学作品必须密切关注社会和人生，力避流于诲淫诲盗，或为“尖酸轻薄毫无取义兰的游戏之文，同时大力提倡白话文学。

          在提倡小说界革命的同时，梁启超还与黄遵宪、夏宗佑等人发起诗界革命，以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为新体诗的创作原则，积极创作新体诗，为诗界革命开路。

          1899-1903年间，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通俗易懂，情感丰富，“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与他政治立场相同的人喜欢它，称颂它；与他政治立场相左的人也爱看他的文章，承认其别有一种“魔力”，“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可以说，梁启超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在“新民”的口号下进行的启蒙宣传，对近代中国贡献极大，不仅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在许多方面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整整影响了从邹容到毛泽东两代先进的中国人。

          值得指出的是，梁启超不仅在日本，而且在美国的檀香山、旧金山，加拿大的温哥华，澳大利亚的悉尼等地游历时，也鼓励华侨办报，如1900年在檀香山与陈继俨、黄绍纯、李大明等人创办《新中国报》，梁启超任主笔；在旧金山支持改良派创办《文兴报》等。梁启超在海外倡办的报纸，除了进行启蒙宣传外，还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就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展开激烈论战。由于梁启超坚持保皇立场，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及政治主张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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