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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一节唐人街中的五邑因素

http://www.jmnews.com.cn 2004-9-29 17:24 江门新闻网

　　唐人街是一个几乎全部由华裔居民组成，集生产、商贸、宗教、娱乐、社交、教育、生活为一体，基本上由华裔各种组织控制的社区。对外它是统一的华人社会，而其内部则有明显的地域色彩。以五邑籍华侨华人曾占相当比例的美国纽约唐人街为例，今天这里就聚集着来自世界不同地区讲各种方言。



          并且带来自己的专门行业和特有的爱好的华人，他们居住在唐人街内的不同街区：福建华人住在迪维兴街，缅甸华人住在亨利街，越南华人住在东百老汇，台湾的华人则住在中心街。不仅居住区有别，而且经济生活中的交易也经常在县的基础上进行。例如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唐人街中，四邑人和中山人大多买本县零售店主的货物；同样，增城或东莞的店主除了赊账给本县人外不大可能让其他各县的人赊账。这种街区、行业以及交易行为所带有的鲜明地域特色既在战后的唐人街中存在，更应该在唐人街形成的早期有反映。因此，地域是我们考察唐人街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视角。尤其是从唐人街的发展史来看，广义的唐人街包括早期各矿区小镇的华侨聚居点“中国营”、“中国村”(ChinaCamp)，狭义的唐人街多指成熟期大小城镇中具有较完善的经济结构、亚政治组织的华人集中居住的街区网络“中国城”(ChinaTown)，它是一种Ghetto，即少数民族聚居的社区。在华侨迁移带有明显家族乡里互相提携指引特点的情况下，他们的居住地必然打上地域的印记。

          一五邑籍华侨人口运动与唐人街的形成

          唐人街不论是早期的居民点还是成熟期的社区，无不与华侨华人这一人口因素相关。

          如前所述，五邑籍的海外华侨华人有215万多，散布在107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又有突出的集中性。那么，五邑籍华侨华人在这些国家、地区以至城市所进行的人口移动，势必对这里唐人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淘金潮”中的五邑人与唐人街

          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金矿的发现，1851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采金得到政府鼓励的消息不胫而走，1858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发现金子的消息见诸报刊、私人书信和口碑，引发大量的五邑人争相出国去实现自己的“黄金梦”。在美国，早期的五邑籍华侨绝大部分奔向加州，选择加州以外就业的人不多；而在加州的华侨又集中在亚路多拉多、加勒化拉斯等矿区。有资料表明，1870年在美国西部的矿区中，54％的华人矿工集中在加州的矿区。1860和1870年银矿和其他矿的发现，为五邑籍华侨提供了新的工作场地，他们又出现在太平洋沿岸的华盛顿、俄勒冈、犹他、内华达、科罗拉多、怀俄明和爱达荷等州，这应该是五邑籍华侨在美国的第一次大扩散。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各矿区也是五邑籍华侨的首选之地。当加拿大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美国加州，这里的五邑籍华侨便有不少人从旧金山前往加拿大的维多利亚，有的人徒步到达不列颠哥伦比亚采矿区。随着五邑等地华侨的到来，一个个由帐篷组成的小型“唐人街”就成为各矿区的一道风景，为矿区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随着五邑籍华侨对侨居地的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改变自己的就业观念：采金不是唯一的致富之路，在码头、车站摆个小摊做点生意，或者在矿区附近城镇开个店铺，或者去做佣工，也可以赚到想赚的钱。于是有的五邑籍华侨便在码头、车站留了下来，或者进入大小城镇另图发展。也有一些五邑籍华侨后来从矿区或筑路工地回流到码头、车站、城镇。码头、车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逐渐出现了向刚刚抵达、两眼充满着好奇、兴奋而又疲惫不堪的同胞高声吆喝招徕生意的摊贩，矿区附近的城镇里也新增添了几家挂着让外国人感到新鲜而不知其意、结构复杂的方块汉字招牌的店铺、中国餐馆。这样，就出现了最初以小商业、服务业为主的另一种性质的唐人街。

          当然，码头、车站也好，城镇也好，最初的店铺、商摊是非常简陋的。中国驻美国华盛顿公使张荫桓在他的《三洲日记》中就有记载：“华人来金山始居之地，初本海滩，支布棚以避风雨。商务渐拓，沿海砂砾逐年填筑，遂成冲衢。”据说美国加州三藩市最初的唐人街是由几张帐篷支起来的屋舍。而加州奥克兰的唐人街1868年时只是在靠近“百老汇”和第十六街的广场上有几间用粗糙的木板建造的房屋，与其说是一个小小的商业区，不如说很像一个矿区简陋的营地。再如秘鲁的介休港是华侨抵达秘鲁的第一站，鹤山籍华侨黄志强的父亲清末到达时，这里并没有码头，由小船载客上岸。他的父亲便在介休港留下来以小本的茶水铺起家。今天介休成为一个港口城市，黄志强父亲留传给他的兼营猪油、米等业务的溢逢源茶庄成为当地唐人街中的一部分。虽然回忆很简单，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合理想象黄志强父亲当年在荒凉的介休港创业时的艰辛。

          这类早期的华人商业街实际上是为矿区华人服务的，它是华人矿工的物质供应站，休息娱乐、传播信息的聚会处和忍受不了矿区艰苦孤寂生活者的避难所，也可以说是华侨集散的枢纽。华人商店里摆放着中国杂货，除铜壶、铁锅、葵扇、药材等生活用品之外，还有来自家乡的咸鱼、茶叶、腊肉、米酒等食品。矿工们定期来这里采购唐山货，淘得金沙的人或来这里委托亲友带回家乡积蓄，或来此享乐挥霍一番。五邑籍华侨比例极大的旧金山唐人街在19世纪60年代就只是由招揽华人顾客的商店所组成的街区。19世纪50年代美国华盛顿州发现矿产后，一些五邑人由加州的旧金山来到这里，构成西雅图一带华人的主体。第一个在西雅图定居的中国人就是来自新宁的陈程学，1860年他到达时这里还是乡村，陈程学有了一定积蓄后于1868年与人合伙在海港旁开设了专为五邑矿工和筑路工人提供唐山货的华昌公司，成为西雅图唐人街的开端。陈程学的创业经历就是早期华侨分流、两类唐人街相互关系的反映。

          (二)排华时期的五邑人与唐人街

          唐人街在经济上由单一的小规模的服务业发展成为制造业、批发业、服务行业、娱乐性行业等百业兴旺的社区；在社会结构上由少数商贸服务从业人员逐渐演化生成过去不存在的洗衣、餐馆劳动大军，以及由专业人员、推销人员、批发零售商等组成的中产阶级……，由几条商业街发展成为一个复杂而封闭的社会。这一切都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排华运动引起当地五邑籍华侨的人口移动直接相关。这里我们主要考察五邑籍华侨比例很大的美国和加拿大的情况。

          早在19世纪50年代，五邑籍华侨非常集中的加州就出现了排华的苗头。随着加州金矿矿源逐渐枯竭所带来的经济衰退，尤其是1869年中央太平洋铁路的贯通而出现的失业，排华便由加州蔓延到西岸其他的州，并且从美国西部扩散到中部和东部。到70年代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社会心理为基础并掺杂着政党因素的种族歧视逐渐演变为一个全国性的排华运动，1882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排华法案，排华事件频频在各地出现。在加拿大，同样随着1885年太平洋铁路的竣工，一个前所未有的失业危机也向华侨袭来。

          侨居国有组织的种族歧视运动的兴起，必然影响到作为少数民族的侨民心理和行为的变化。自卑与自尊心理共存，在争取承认的过程中，基于民族历史的群体自豪感即是对自卑心理的一种补偿，这促使他们效忠自己的群体和固守本民族的习惯，群体忠心通过聚居等外显的行为表现出来。侨居国的敌意态度迫使他们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只有聚在一起互相依靠，才能使自己在一个不受欢迎的环境中立住脚跟。于是，五邑籍华侨出现了新的人口移动。有的向种族歧视相对较弱的美东、加东转移，有的向铁路沿线的城镇靠拢，有更多的五邑籍华侨进入亲友同乡集中的城市如美国的旧金山、洛杉矶、纽约、西雅图、芝加哥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等，例如台山、新会、开平、鹤山籍华侨占76％的加拿大，1．3万名李姓华侨的分布就非常集中，仅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卡尔加里、维多利亚等5个城市便聚集了83％。这应该是五邑籍华侨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的又一次人口大移动，其特点是向唐人街聚集。所以美国的旧金山、洛杉矶、纽约这些大城市华侨人数大增，有理由相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五邑籍华侨。

          旧金山自不必言，美东的纽约唐人街也成为五邑人的天下，其中50％是台山人。纽约近邻的新泽西州第一大城市纽瓦克在1870年便有第一批华侨抵达，他们都来自台山。这些五邑籍华侨聚集在今天的法拉叶街、绿街、哥伦比亚街以及桑椹街一带，进当地的蒸汽洗衣厂和鞋厂工作，1875年人数达到250人。第一家手工洗衣店和中药店就是他们开设的，这街区逐渐形成为中国社区。1870年当西岸兴起排华潮时，新宁人梅宗周与其他几位同胞从旧金山出发去东部寻求发展，直到1876年只剩下他一人抵达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到这里不久他就发现：“芝加哥人对待中国人，比在太平洋岸的美国人似乎好得多。”梅宗周在克拉克街开设了一家商店，经营古玩、药材和中国杂货，从而播下了唐人街的种子。1878年约有60多人从西岸来到芝加哥都获得了适当的居住和工作，这些人又穿针引线地招集其他乡亲。1880年有209名华侨离开西岸来到伊利诺斯州，其中202人进入芝加哥。据说1885年就有40多位梅氏乡亲是渡过太平洋从新宁抵达这里的。至今，虽然芝加哥的华人人数和唐人街的规模已远非梅宗周时可比了，但是梅姓家族始终是最大的一支队伍。亚利桑那州州府菲尼克斯的唐人街则是来自开平华侨和新会华侨。

          因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竣工而失业的五邑籍华侨来到了东部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他们主要由来自新宁、新会、开平的李姓、黄姓和谭姓族人组成，被称为“蒙特利尔三大姓”。来自新宁的华侨又占其中的大部分，据说直到今天，蒙特利尔的两个华人中就有一个是台山人或台山人的后裔。来自开平楼冈的吴姓华侨在安大略省的多伦多有很大的势力。加拿大中部马尼托巴省首府温尼伯的华人社区在1910年以前则是鹤山华侨李氏家族的天下。这些城市的唐人街也就因五邑籍华侨的到来而获得发展。

          大量人口向城镇集中，给华人街区带来了就业的压力，同时提出了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需求，自身形成了一个可观的消费市场。因此排华促使唐人街的主要功能转变，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所以排华期也是唐人街的真正发展时期。它演变为华侨们避开那个怀有敌意的社会的避难所，成为华侨们赚钱的经济基地，在这里华侨们似乎有了回到家乡的感觉，同族、同姓、同一文化传统的人聚集在同一地域，感觉上更为舒服。在一个种族歧视严重的社会里，这样的社区又往往形成与外界隔离、排斥的弊病。唐人街隔离状态的出现还由于外部的因素，统治种族为了维持自身的地位总是试图避开被统治种族，常常小心翼翼地在社交上和行为上不受“低等”种族玷污，追求在居住方面、教育方面、社交方面的隔离。于是，过去以服务业为主的街区变成与外界隔离、内部功能齐全的社区，有的学者把它看作是一个堡垒、避难所、贫民区的混合物。12)五邑籍华侨的人口运动无疑对这一转变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其他地区的五邑人与唐人街

          在华侨生存环境很不相同的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华侨同样对唐人街的兴起、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邑籍华侨对澳洲唐人街的兴起与发展，前述墨尔本唐人街之铜碑可为证。

          欧洲的第一条唐人街——英国利物浦唐人街的出现，如前所述是与五邑籍华侨余进、梅轩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较多五邑人到利物浦定居也是19世纪后期的事。1866年英国第二大港口城市利物浦开辟了第一条由中国到欧洲的直通航线，不少华人受雇于英国船只当海员，随着雇主来到利物浦，这些华人海员主要来自台山、新会、开平、恩平等地，他们中的一些人脱离海船选择利物浦定居下来，其他亲友乡里在其相邀下陆续来到这里。还有一些五邑籍华侨是以其他身份进入利物浦的。这些五邑人开设的洗衣馆、餐馆和中国杂货商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集中在市区的上皮特街，二战后才重建于今天唐人街所在的市中心纳尔逊街和贝里街一带。东南亚是五邑籍华侨最早选择的出国方向，那里分布着大量的五邑人。虽然鸦片战争后很多五邑人坐上了横渡太平洋的三桅船而东去，南来的人流减少了，但是19世纪50年代马来亚锡矿业的发展仍然吸引了不少五邑籍华侨从缅甸(如台山的梅百星)、马六甲(如台山的梅耀萱)或国内前来，为当地唐人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在沙巴州内地的一些城镇，五邑籍华侨对唐人街的兴起、发展贡献至多。如根地咬和吉打毛律这两个沙巴州西海岸内地商埠的成长，就深深地打上了五邑籍华侨的烙印，根地咬过去就有“四邑埠”之称，当地工人和来自其他地方的华侨多能通晓四邑话。

          二、  唐人街经济结构中的五邑因素

          在五邑籍华侨分布集中而且排华曾经形成全国性运动的美洲和澳洲，功能发生重大转变后的唐人街并不是简单的移民聚居区、避难所，它同时拥有生命力强大的民族聚居区经济模式。早期唐人街的经济结构按从业人员状况分析，主要由3部分组成：一是商人，经营进出口贸易；二是小业主，开洗衣店、杂货店、餐馆；三是工人，为华人以及外族业主开办的企业提供劳动力。从产业结构分析，主要有以洗衣和餐饮为主的服务业，以及基本上以唐人街华侨为服务对象的杂货店、屠宰店、肉店和各种零售商店。其中，劳动密集型的洗衣业、餐馆业以及杂货零售业是3大支柱产业，它们吸纳了大部分涌进唐人街的华侨，例如1920年洗衣和餐饮业的华侨高达就业华侨的50％以上，如果加上商业则可达到74％。这种产业结构实际上是种族歧视政策的产物，因为经济职业的专门化是被统治种族的行为特征之一。

          (一)洗衣业与五邑籍华侨在美国，从整体看，五邑籍华侨在洗衣和餐馆这两大支柱产业中占有绝对的优势。

          洗衣作为一个行业19世纪中期最初出现在五邑籍华侨最集中的加州旧金山，到70年代随着华侨的东移而在美国中部和东部的一些城市扎下根来，到20世纪初洗衣业发展成为美国华侨的第一产业。在洗衣业发源地的旧金山，虽然我们不能肯定1850年开设第一家洗衣店的李华是否五邑人，但是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当地洗衣业的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是五邑籍华侨，大部分洗衣店被他们所控制。东部的纽约是洗衣业十分发达而且最有组织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在旅居纽约的3万多华侨中，洗衣工人就有1．6万人；40年代洗衣店发展到了5000多家，除一部分在唐人街外，还有很多散布在这个城市的其他街区；这里将30年代出现的洗衣工厂叫做“洗衣偈”源自台山口语的“机”和“偈”同音，反映了台山华侨在当地洗衣业中的强劲势力。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1884年台山梅姓华侨开设第一家洗衣店后，同县以及新会的李姓紧随其后，1890年洗衣店增至19家，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达到500多家，[1]从业人员同样以五邑籍华侨为主。台山的梅姓、陈姓占多数的芝加哥同样洗衣业很发达，1892年有洗衣店65家，1903年增至200多家，1928年达500多家。[2]后来回国兴建新宁铁路的陈宜禧在19世纪70年代也曾在西雅图开设过洗衣店。[3]五邑籍华侨对美国洗衣业的垄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在五邑人占华侨总人数百分之六七十的加拿大，洗衣业的兴起与发展同样与五邑籍华侨有紧密的联系。如蒙特利尔的洗衣业，也是早期从铁路竣工后进人唐人街的华工们一条主要的就业门路，1891年以前有洗衣店21家，1911年发展到1063家，在当年的1197名华侨中有近千人从事洗衣店的经营和劳动。[4]联系到前述这座城市台山人所占比例极高的情况，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五邑籍华侨对该城洗衣业的控制。这种情况还在温哥华、温尼伯等城市有所反映。

          (二)餐馆业与五邑籍华侨

          唐人街的餐馆业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末以单身华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形成期：排华之前多是为经唐人街中转的新华侨或到唐人街采购、度周末的华工提供服务，因为消费群体不大，餐馆规模也就不大，数量不多，1870年在美国受雇华人50名以上的36种行业中餐馆工人排25位、餐馆业主则居32位，也就是说从事餐馆业的华侨数量很少，这是餐馆业的萌芽期；排华运动出现后大批华工涌人唐人街，这里成为单身汉的天下，餐馆的生意火爆起来，一些华侨看准这个市场投资餐馆，使之成为又一个吸收华侨就业的门路，唐人街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用黄绸制作的三角旗作为招来顾客标志的中国餐馆，餐馆形成为唐人街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初至今的发展期：唐人街的餐馆服务对象由以单身华侨为主转为向广大美国人开放，进中国餐馆饱尝一顿中国饭菜成为美国人游唐人街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活动，否则便感到欠缺点什么，现在每年餐馆业为唐人街带来了300万游客和10亿美元的收入；而且中国餐馆还走出唐人街开到了其他街区，旧金山、纽约、芝加哥等城市的中国餐馆都有数百家，1920年对华人职业的统计，厨师，饭馆服务员，饭馆、咖啡馆和快餐馆老板分别排第二、三、五位。在洗衣业还没有衰落以前，餐馆业堪称为唐人街的第二大支柱产业。

          不论是在形成期还是发展期，五邑籍华侨对唐人街餐馆业的贡献都是功不可没的。旧金山的餐馆业大部分同样为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华侨所控制。从以台山为主的五邑籍华侨占纽约华侨数量的极高比例以及唐人街满街都是台山话来看，作为第二大支柱产业中餐馆的业主和工人理应以台山、新会、开平等五邑籍华侨为主体。芝加哥唐人街中餐馆的兴起一开始就受到台山梅宗周的影响，在其倡导下1893年第一间中餐馆琼彩楼在唐人街开张。梅宗周还将中餐馆的发展与其推动华侨与芝加哥人增进相互了解的设想结合起来，他鼓励乡亲们到全市其他街区开设餐馆。这样，芝加哥餐馆业就走了一条与旧金山、纽约等城市餐馆业不同的发展道路，一开始它就是以非华人为主要服务对象，这可能也与芝加哥唐人街发展初期华侨人数不多的实际情况有关。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中餐馆从业人员的绝大部分来自台山、新会、开平。而澳大利亚墨尔本唐人街的70多间中餐馆店主中来自台山、新会、开平、恩平的华侨最多，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中餐馆就是台山华侨所开。

        (三)商业与五邑籍华侨。

          从唐人街商业领域的总体情况看，五邑籍华侨所占的地位似乎不如前两种产业显著，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又表现不同。五邑籍华侨最为集中的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商业领域，他们的力量主要表现在杂货店方面，大部分杂货店主和雇员是四邑同乡。芝加哥唐人街的形成如前所述离不开梅宗周，克拉克街那间经营古玩、药材、中国杂货的协隆号商店就奠定了梅氏家族在芝加哥唐人街商业活动中的地位。考察五邑籍华侨在美国唐人街商业领域的影响不能不提到西雅图。西雅图唐人街的开拓者陈程学1868年开设的华昌公司就是最老而且人人熟知的批发零售兼而有之的商号。它既经营茶叶、爆竹、葵扇等杂货，又制造雪茄，兼营缝纫服务，还办理中美间的进出口业务。陈程学曾经一次就运送4000袋美国面粉到香港，通过香港将中国茶叶输往美国更是经常性的业务。陈程学的华昌公司后来的合作伙伴陈观也是新宁人。1860年陈程学的堂侄陈宜禧来到西雅图，他先在陈程学的华昌公司打工。1888年他离开华昌公司与人合伙在华盛顿街开设了广德公司，开展劳务中介和承揽西雅图市镇建设业务，自任总经理，成为一名商家。陈程学、陈观、陈宜禧被誉为开拓西雅图唐人街商业的核心人物。纽约唐人街里的商业发端据说是从1866年由旧金山来的一位叫李记的华侨开设的商店算起，这位华侨是否五邑人不得而知，但是莫特街32号那间创办于1891年，至今仍在经营的唯一一家百年老店广源盛号商店是台山人的产业则是事实。

          加拿大唐人街商业领域中五邑籍华侨的势力是不可小视的。台山籍的李氏华商就是加拿大华商界的开创者。同治年间，已在美国经商的台山水楼乡人李祜芹移居维多利亚，在科莫兰特街创立广安隆商店，专营中加贸易，李祜芹后来成为加拿大侨界领袖，发起成立了加拿大中华会馆并当选为总理。光绪元年(1875)，在澳门、香港、檀香山、旧金山开设商号经营中美贸易的水楼乡人李天宝，从旧金山来到维多利亚科莫兰特街投资开设了泰源号商行，委托其族侄李奕德料理，也专营中加贸易，因经营有方，发展很快，信用昭著，泰源号位居加拿大华商领袖地位达30年之久。李天宝另一位族侄李奕卫也是在泰源号习商而成为华商界的领袖的。光绪初年，李勉辰(台山唐美村人)之父李英三从经商已有基础的美国加州奥克兰到达维多利亚，设宝源号于唐人街，专营杂货，后从台山将其子李勉辰带来，父子合创英昌隆商号经营中加贸易，成为中国天津永利威五加皮、玫瑰露的加拿大总代理，后又经营农场获利甚丰。1898年孙中山由英国蒙难第一次来加拿大就在英昌隆住了几日。光绪年间，水楼乡的李福基来到维多利亚，开设广万丰商店，经营丝发、绸缎、鞋帽及工艺品。光绪二十五年(1899)康有为从日本来到加拿大创立的保皇会就设在广万丰的三楼，由此可见李福基在华侨界影响之大。他后来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成为加拿大华侨参加革命的第一人。在加拿大华商界影响较大的还有开利源号于温哥华的李骥(也是水楼乡人，李奕卫的堂侄)。

          在南美洲的秘鲁首都利马，鹤山、台山、新会等五邑籍华侨争得了商业的一席重要之地。1897年台山籍客家人邬子才来到秘鲁，第二年便创办了经营土产批发和中药材等商品进出口业务的保安公司；后来业务向农场种养业发展，到20世纪初保安公司跻身于秘鲁华侨社会8大商庄之列。而秘鲁其他一些城市如兰巴耶克省首府契克拉约市的华侨多数来自台山和鹤山，家具商店和土产杂货店的批发零售是其主要职业之一。五邑籍华侨华人在这个国家商业中的地位从秘鲁中华通惠总局编印的《秘鲁中华通惠总局与秘鲁华人》一书中所列当今工商界65位著名华人中鹤山、台山、新会、开平籍就有21人即可见一斑。与美国近邻的墨西哥到1947年约有华侨2万人，他们中以台山、新会、开平、恩平籍最多，台山又占其中的大多数。唐人街经营古玩、杭州刺绣、丝绸、药材、瓷器、茶叶、中式服装等杂货和百货商店均为五邑籍华侨华人经营。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时，在两大华侨华人聚居中心的悉尼和墨尔本同样能够看到五邑籍华商活跃的身影。维多利亚州是以台山为主的五邑籍华侨最集中的地区，首府墨尔本不仅餐馆服务业为其所控制，在唐人街经营杂货和进出口业务的同样有出色的表现。五邑籍华侨华人在澳大利亚第一大都市悉尼唐人街商界的表现从总体规模看似乎在中山及南、番、顺等三邑人之下，但是其影响不可小视。梅光达是五邑籍华侨华人在商界最出色的代表。1882年他来到悉尼不久就开设了一家规模颇大、专营中国丝绸和茶叶的进出口商行，随之开张的中国茶楼吸引了大批游客和澳大利亚社会名流争相前往品茗。梅光达在商业上的成功不仅为中国商品打开了市场，同时他也成为悉尼报刊经常出现的新闻人物。经营的红火促使梅光达在悉尼其他街区和新南威尔士州别的城镇陆续开设多间分店，经香港转口的茶叶是梅光达商店里的抢手货，1894年他又积极拓展澳大利亚羊毛输往中国的业务。五邑籍华侨在悉尼商业领域的整体情况还可从两个侧面得到反映。1892年悉尼成立了以保护共同利益、协调相互关系为宗旨的商业社团组织——联益堂，它由8家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华人商行组成，这8家商行分别代表各县商人的利益，其中就有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商人。联益堂1903年10月的解散还与梅光达1903年7月过早逝世无法协调悉尼唐人街两大华商群体的矛盾有关，由此也可以看到梅光达在悉尼华商界中的重要影响和地位。另一个侧面是1917年成立了一个由经营中澳进出口业务的商人共同发起的企业——中澳轮船公司，这个公司的顾问局由新南威尔士中华商务总局、国民党、华人共济会、温和派等党团派别组成。由这5个党团派别派出的15个顾问中四邑籍华商就有6人，他们或是进出口商，或是香蕉等水果批零商，或是日杂百货商。中澳轮船公司最热心的人士是台山籍的余荣和刘光福。从澳大利亚华商上层的人员构成不就清楚地表明五邑籍华侨华人在唐人街商界的地位了吗?

          东南亚唐人街的商业领域总体上讲是来自福建、潮汕、客家的华侨经济实力最强，多为其控制，但是这并不排除在一些城市或某个行当五邑籍华侨居统治地位的实情。前举马来西亚沙巴州西海岸内陆城市根地咬华人社区的商业活动基本上为五邑籍华侨所支配，1930年唐人街的商店有19间，五邑籍华侨就占15间。吉打毛律唐人街的商业领域五邑籍华商也占有重要的一席，缝纫业完全由他们控制，1979年39间商店中五邑籍华商拥有1／3。马来西亚的槟榔屿1876开埠后台山端芬的梅氏家族华侨即由缅甸的仰光来到这里，在漆木街开设了家具商店和建筑公司；其中一位叫梅百星的商人原来在仰光就很有成就，经营米店、当铺、烟酒杂货店，他到达槟榔屿后开设的“梅同安”号商店很快成为当地头号杂货商店，他本人也成为该城的经济名人。新加坡的水仙门大街是一条主营西服的商业街，它的兴起和发展均与台山广海镇的郑氏家族有关。据说光绪六年(1880)郑章广兄弟3人来到新加坡学缝纫，很快就站稳了脚跟并自立门户；10年后广海的同族乡亲纷纷前来拜师于郑章广兄弟门下，到20世纪初水仙门的郑氏西服商店发展到七八十家，1000多郑姓族人成为这条大街上生产经销西服的专业户，所以当地人又习惯把水仙门大街称为“老郑街”。

          (四)民族聚居区经济模式与五邑籍华侨

          唐人街形成后，为什么在美洲、澳洲种族歧视、排华气氛浓烈的社会环境中不仅没有逐渐消亡，反而生存下来并且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华人社区的经济、文化、生活日益欣欣向荣?显然，简单地将唐人街看作一个与外界隔离的贫困落后的移民聚居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美籍华裔学者周敏运用“民族聚居区经济”模式理论对唐人街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动力的揭示，为我们提供了解答这个问题比较有说服力的依据。不过她研究的重点是1965年后中国新移民对唐人街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从此以后过去那个以“自给自足的、小型的附属性的民族经济”为基础的陈旧的唐人街变成一个崭新的稳固的有凝聚力的民族经济聚集区。[3]我们认为同样可以运用这一理论去考察1965年以前的唐人街，分析它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动力。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唐人街在19世纪60—7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这100年间条件最恶劣阶段的顽强生存与发展，才为新移民提供了熟悉美国、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基地”；唐人街内在发展的机制和动力不可能完全是在1965年前后才形成的。如果这个想法成立，那么当然不可忽视五邑籍华侨对唐人街内在机制和发展动力的形成所作的贡献。

          1．五邑籍华侨既给唐人街带来了就业压力，又促成唐人街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劳务市场的出现

          排华运动兴起后，离开矿区、铁路建筑工地、农场以及其他工作场地的五邑籍华侨除一部分返回国内，其余的人都涌进了规模不大、容纳能力有限的唐人街。1886年1月至4月，2力人流人旧金山唐人街，悉尼和墨尔本在19世纪70-80年代成为华侨逐渐集中的重要中心(1881年墨尔本有1057人、悉尼有1321人，10年后墨尔本有2143人、悉尼有3499人)便是明证。以往唐人街主要为过往的新移民和在矿区等地工作的华工服务，这个功能决定唐人街在侨居国的华人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是新移民的中转站、矿区和铁路工地华工的物质供应站和休闲场所，不是大多数华侨的生产、生活基地，那么它的服务业、商业的规模也就与此相适应。在种族歧视的压力驱动下源源不断涌来的人流迫使唐人街的主要功能发生转变，由过去的服务基地演变为华侨生产、生活的社区，这对唐人街那时的基础和经济结构是一个挑战。唐人街并不是在作好了准备的情况下迎接这一挑战的，它是被迫应战的。转变之初，涌入者的规模大大超出了当时服务业、商业所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可以想象唐人街当时面临着何等的安置生活、吸纳就业的压力；在人们为进入语言、习俗、人际关系相同或相近的环境获得安全感而舒心、安慰的同时，生活质量的下降、一次次找工作的失败所滋生的挫折感、焦躁情绪、无所事事的烦恼也会随之在这个群体中蔓延。

          任何挑战和压力同时都蕴藏着商机，大批华工集中到唐人街同时就是一个庞大消费群体的出现，唐人街获得了一个稳定、独特的消费市场，这就为其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条件。

          五邑籍华侨在这一转变中作出的重要贡献，就是适时地发展起前述劳动密集型的洗衣、餐馆业以及杂货业。大批五邑籍矿工、铁路工人被白人排挤后进人唐人街，只好去干别人不愿干的极劳累而又工资很低的活；对于主要来自农村身体健壮能够吃苦耐劳，但身无技术和资金的这些劳动者来讲，洗衣是他们能够找到的最适合的工作。于是，这些单身的男性华侨或是弯腰坐在洗衣盆前或是手持熨斗站立在熨衣架旁，干起了在他们的家乡为男人们视为低贱不屑插手而由妇女独揽的活，靠延长工时、增加服务去赚取那可怜的工资，使生存有了保障。

          此外，唐人街初期的房地产出租市场也随之出现。美国旧金山、纽约、芝加哥乃至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等城市唐人街街区的扩展，实际上也是房地产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扩张的过程。大量华工进入唐人街首先要有住的地方，唐人街的居住有着浓厚的地缘、血缘色彩，多是以村落或者家族为单位吃住在一起的，这种早期的生活管理单位被称作“坊”。由于绝大多数人是单身并且没有长久居留的决心，所以采取了租房的形式暂且栖身。纽约的吉恩殷有这样的回忆：“我们姓殷的都是堂兄弟，所以全住在一起，大伙凑钱，合租了一套房。……合租房子住就是有这个好处。一般是6至10个人合租一套房子，全部开销大家共同分担。一时找不到工作的人也可以不出钱留住在这儿。”自然唐人街的居住条件就非常的拥挤，为了省地方，床都钉在木板墙上，而且是双层或三层的；有的房子实在住不下，人们只好轮班睡觉。求租的范围随着人口的不断膨胀必然逐渐突破唐人街原有的街区，向四周扩展。房屋出租无疑就成为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市场，同乡会馆、团体或有经济实力的商人不论是为了安置乡亲增加凝聚力还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考虑，都势必介入这个领域。纽约唐人街随着人口的增长，由最初的莫街(Mort)、柏克(Park)、多义(Dover)3条街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的26条街、600多间大小商店，致使欧籍居民逐渐他迁，这个过程也就是华侨住宅区扩张的过程。新扩展街区的房地产无疑也由非华籍人士手中转入到会馆、团体或华籍商人门下，尤其一些商人同时变为房产的拥有者。根据1972年的调查，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房屋大部分是1906年大地震后所建，除了餐馆、商店外还有几千套居住条件很差的住房单元，说明重建时住房是一个重要规划因素。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唐人街始创于1868年，最初只是在靠近太平洋铁路火车站附近的西南二街租地自建木屋。随着华侨抵俄人数的日增，唐人街也由西南二街扩展到阿达街，纵横达3条街，重新兴建楼宇，临街的中式楼房楼下开设商店，楼上是出租的宿舍，出租屋约12尺宽20尺长，均架设上下层床铺，每房至少可住15人。由此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了房地产市场为华工提供相对廉价的出租屋，华工们求租房屋也就比较方便了。

          五邑籍华侨为唐人街主要功能的转变所作的又一个贡献，就是孕育、形成了唐人街独有的劳务市场。在美洲、澳洲种族歧视的阴影下，华侨们被迫聚集到唐人街谋生，尽管这里的工资低、工时长、工作条件恶劣，而且同样存在剥削，但是这对他们来讲仍然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因为唐人街有他们熟习的工作、生活环境，家庭成员、亲属和乡里都可以对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和商业信息，这样就保障其免受语言障碍、文化教育程度低、对大社会了解不够等缺陷的困扰，也用不着为寻找所谓“好”的工作而到大劳务市场去花费时间和精力。唐人街虽然工资低，但是加班加点地工作仍然可以获得他们所希望的收益，为家庭积蓄些钱。在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下，唐人街就出现了由本族成员组成的稳定的劳务市场。由于供求关系有利于业主，加上地缘、血缘的因素，业主就有了低廉劳动力的稳定供应，唐人街上的华人工商业于是可以凭着自己低廉的成本在大的经济环境中提高竞争能力。唐人街的劳务市场具有工人、业主互利互赖的属性。

          大量五邑籍华侨涌进唐人街劳务市场，既为前述五邑籍华侨开设的洗衣、餐馆业提供了劳动力的保证，又为南海、番禺、顺德华侨控制的制衣、修理、屠宰以及中山华侨独有的鱼店、女服等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2．五邑籍华侨在唐人街的聚集所形成的特定消费市场，带来了经济活力，推动了民族聚居区经济的发展

          从消费角度考察五邑籍华侨对唐人街民族聚居区经济形成、发展的影响，最明显的莫过于餐馆业。餐馆业的兴起在唐人街的民族聚居区经济成分中内向型色彩最浓重，在唐人街以服务为主要功能的初期就打下了这个烙印。当唐人街还是新华侨的中转站、矿区华工的物质供应基地和休闲娱乐场所时，数量不多规模不大的中餐馆的出现本身就是满足华侨们对家乡饮食文化需要的产物，一开始它就有特定的服务对象——本民族成员，一开始它就是脱离侨居国大经济而独立存在的。排华运动时期，包括五邑移民在内的华侨大量涌进唐人街，或在洗衣房或在杂货店或在其他行业挣钱，这个以单身男性为主的人口群体的涌入立即就向这个聚居区提出了解决吃饭问题的需求，同时也给原本就是以华侨为服务对象的餐馆业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稳定的消费市场，餐馆业迎来了一个大的发展机遇，因此逐渐成为唐人街民族聚居区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即使在同时逐渐孕育出外向特点的时期，餐馆业所具有的特定服务对象、稳定的消费市场仍然是其发展的重要动力。

          其次，杂货批零以及进出口贸易的兴起与发展也同样得益于特定的消费市场。唐人街上的商店按服务对象分为两类，一类以华侨华人社会为主，一类以美国社会为主。(1)从起源看，第一类一直是唐人街商店的主体，那些零售店、米店、衣服店、蔬菜水果店、家具用品店、药材店以及古玩店、当铺等都是针对华侨基本而又特殊的消费需要出现的，各店铺陈列的铜壶、铁锅、葵扇、围巾、棋子、药材以及各种珍品，外加咸鱼、腊鸭、火腿、茶叶、陈皮调料等食品满足了远在异国的华侨饮食消费和其他生活消费的特定需要，商店的发展也与特定的消费群体人数的增减、经济状况的好坏紧密相联。进出口贸易也是随此而产生的，其中不乏五邑籍商人涉足，虽然这并不是五邑籍华侨控制的行业。

          我们列举这两方面的情况，是为了说明1965年以前唐人街民族聚居区经济的顽强生存，日益兴盛，同样得益于这个经济所具有的内向发展机制的保证，使它有足够的活力在侨居国大经济之外相对独立地发展，而较少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五邑籍华侨人口群体在唐人街的聚集就为这个机制的形成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条件，无疑这又是他们对唐人街民族聚居区经济模式的建立间接作出的贡献。

          3．五邑籍华侨控制的两大支柱产业为唐人街的民族经济模式抹上了一层外向型的色彩

          唐人街里由五邑籍华侨控制的洗衣业从其创办之初就有明确的定位，主要为白人服务。在美国，它是19世纪中期首先在旧金山出现的，这与美国西部开发时的人口结构有直接的联系。西部开发之初，居民多为男性，他们多喜欢穿那些可以拆洗的硬前胸和硬衣领的衬衣。最初几年他们的衣服脏了常常送给印第安妇女或西班牙妇女洗，而一些纨绔子弟甚至把衬衣送到香港或檀香山去洗涤，当然费用也就很高。据说送一打衬衣到香港洗来回要4个月，洗衣费是12美元，而送往檀香山是8美元。显然这是一个有钱可赚而且市场需求也很大的工作，一些聪明的华侨早就看准了这一行。1850年第一家洗衣店在旧金山出现，一打衬衣只收5美元(后来降到2美元)，而且洗得同样干净，一下于便引起了轰动，很多华侨后来跟进，洗衣店纷纷开张，很快占领了洗衣市场，并由美国西部发展到美国中部和东部，有华侨的城市很少没有华侨洗衣店的，洗衣于是成为华侨在美国以至加拿大的垄断性产业。华侨开设的洗衣店不仅集中在庸人街，而且还散布在城市的其他街区，为市民提供就近方便的服务，华侨洗衣工肩挑箩筐走街串巷上门收接脏衣或送回洗干净的衣服就成为城市里的一道人们十分熟悉的风景。不论是唐人街内还是唐人街外的洗衣店，以白人消费者为主要服务对象这一点是共同的。

          五邑籍华侨控制的餐馆业与洗衣业相比是一个具有双重特征的产业，在其兴起和后来发展中立足于本民族内部消费市场这一点一直存在，因为最初主要是为了满足单身汉社会的消费需要；同时，在其发展中又孕育出对外服务的属性，而且还越来越明显，以至成为唐人街招徕游客的重要产业。唐人街早期的餐馆只有华侨光顾，自从1890年纽约一些记者报道中国烹调独特的风味和精美的技术后，始有非华裔人士前来品尝。1896年李鸿章的访美更是将以“杂碎”为代表的中国菜肴推出了唐人街，为其他种族的民众所接受，他们公认中国小吃店是最可口的小吃店。唐人街的中餐受到欢迎，不仅是其味美，还在其价廉。低价格分量足的大众化特色，不仅满足了其他种族民众对中华饮食文化的好奇，又使他们达到了填饱肚子的生理目的。中餐馆业也随着那一个个流动的活广告，在唐人街以外的街区开拓出市场，办到了其他种族聚居的街区。最早到唐人街外去拓展业务的还是五邑籍华侨，1898年新会籍华侨钟爵在纽约唐人街外的十三街接十四街的地方开设了“中原楼”，这是中国餐馆专以“杂碎”为号召供西方人就餐的第一家，钟爵也因此赢得了“杂碎王”的美誉。不断扩大的外族消费者队伍，是以唐人街为主体的中餐馆业长盛不衰的因素之一。

          通过对唐人街这两大支柱产业属性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唐人街民族聚居区经济模式的形成离不开外部大经济环境，它并不是在完全隔绝的状态下发展的，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是其不断发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唐人街的民族聚居区经济与外部大经济之间存在一种共生的关系。五邑籍华侨从事的行业不是机械制造这样的主流经济部门，它是白人涉足很少，竞争较小，而社会需要的潜力又很大的行业，它是外部大经济的一个补充，洗衣、餐馆业都是服务性质的工作，是附属在外部大经济体上的独特组成部分。产生这种共生关系的基础是城市劳动分工的日益细致，这也是在排华势力强大，种族歧视气氛浓烈的时代仍然无法将华侨华人完全驱赶出侨居国的根本原因所在。

          洗衣、餐馆业的外向属性不仅是外部大经济发展需要的产物，而且对唐人街民族聚居区经济的发展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它突破了唐人街的地域范围，拓展了民族聚居区经济的市场，扩大了民族经济的规模，增加、拓宽了华侨的就业渠道，为民族聚居区经济的发展赚取了必要的资金，弥补了自有资金不足的缺陷，增强了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活力。其次，这两大行业是一个窗口，华侨通过为非华裔消费者服务，了解了外部社会的卫生习惯、社交礼仪、口味爱好、价值观念以及、市场竞争规则，这对提高服务质量，开发新的服务项目，增强适应主流社会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这些行业的对外经济服务中，五邑籍华侨逐渐学会了依靠更高的质量、更整洁的环境、更周到的服务去赢得顾客的信任，烹调时在不改变中国菜肴整体风格的前提下增添一些西式调料以适应非华裔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在激烈的竞争中才立于不败之地。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1965年以前的唐人街民族聚居区经济模式也不是单一的、自给自足的，外向型经济的属性已经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已经具有了二元结构的特点；内向、外向共存的产业结构，使其获得了两大发展动力，形成了特有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如此看待，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唐人街产业的兴替，结构的变化。

          三唐人街文化结构中的五邑因素

          从文化角度考察，唐人街又是华人在侨居国的一个“文化孤岛”，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结构和文化氛围，给本民族成员以安全感、舒服感、方便感，又让外族成员感到神秘好奇。唐人街文化结构的形成，同样离不开五邑籍华侨的贡献。

          (一)语言文化

          来到唐人街，人们通过建筑、匾额、文字、商品……能够马上看到它浓厚的中华文化特色，通过交谈同样使人立刻感受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区。语言是唐人街文化的主要载体和突出标志。外族人以为他们在唐人街听到的就是中国话，其实那只是中国的一种方言。在北美的唐人街最为流行的语言是以台山话为代表的四邑话，比如美国的旧金山和纽约，四邑人数量众多，台山话在华侨华人社区极为通用，有“小世界语’’之称。不仅其他广东侨民会听甚至会讲四邑话，连一些美国黑人或白人也以会讲几句台山话为趣。曾经有一部在世界各地上映卖座率很高的美国电影叫《鬼马神仙车》，片中专门安排了一位美国汽车工人用四邑话与华侨交谈的情节，为电影发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一个反映四邑话在美国社会的地位和影响的生动事例。

          四邑话对华侨的现实作用是可以帮助他们在唐人街顺利求职，与人交往，方便生活。尤其在由四邑籍华侨控制的洗衣、餐馆、杂货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找工作，适应并融人唐人街华侨华人社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四邑话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交际工具。这在英国洗衣馆集中的地方也同样重要，即便是五邑籍华侨不占多数的东南亚，会不会四邑话对华侨在个别城市(如马来西亚沙巴州西海岸的根地咬、吉打毛律)进行商业活动影响至大。四邑话对侨居国的华侨华人社会则起着保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形成、增进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华侨在海外的居住、从业有一个按方言聚集的特点，五邑人多去美洲(尤其是北美)，客家人多去婆罗洲，潮汕人多去泰国、苏门答腊和马来西亚，福建人多去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即便在同一个城市不同方言的移民也会聚居在不同的街巷。任何语言或方言都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因此，对语言或方言的认同也就是对它所代表的文化的认同，对它所体现的情趣爱好、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接受。四邑话在一些地区、国家、城市的通用，突现了华侨华人社会的文化特征，时时刻刻将中华文化浸入华侨华人的头脑，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观念。

          (二)宗教文化

          宗教是唐人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寺庙，各地唐人街上都设佛龛供神。美国旧金山1849年设立第一座寺庙——冈州古庙，1892年发展到15座，这一事实(1)可以说明宗教在华侨华人生活中影响之大。其中，五邑籍华侨是宗教意识比较浓厚的移民群体之一。(：)五邑籍华侨主要祭祀崇拜的关公和财神构成华侨华人社会多神崇拜的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加，对关公的祭祀崇拜随着五邑籍华侨最早的大规模移人而成为唐人街宗教生活中最早的活动。1849年四邑籍华侨在教会人士帮助下，在旧金山坚尼街和都板街之间的板街得到一处陋室，不久新会籍华侨余老济接管，加购毗邻地段，使房产扩大到200方尺，建立了冈州庙，供奉关公，作为四邑乡亲的精神寄托。冈州庙名扬加州则是在1851年庆祝咸丰皇帝登基举行的迎神活动引起美国人的好奇而踊跃参观之后，它是华侨在美国最早建立的庙堂，也是美国冈州会馆的前身。由于关公为儒、佛、道三教共同承认的神灵，儒教尊其为五文昌之一，道教奉其为玉皇大帝的近侍，佛教以其忠义敬之为“盖天古佛”，因而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可以满足非五邑籍华侨华人进行宗教祭拜活动的需求。

          与祭拜关公相关的是“龙冈古庙”的建立。龙冈古庙是刘、关、张、赵四姓祭祀之地，起源于开平水口镇草步乡。相传清朝康熙年间，草步乡刘姓有一地，其中有一小冈，似龙头昂起，为灵气所钟，因称之为“龙冈”，但是刘姓族小力薄，外族屡想霸占，于是刘姓联络关、张、赵3姓兴建祠庙于冈上，供奉刘备、关羽、张飞、赵云和诸葛亮，名为“龙冈古庙”。随着五邑籍华侨向世界各地迁移，这种寄托团结、互助、忠义精神的宗教祭祀活动也被带到了侨居国。1873、1885年新加坡、菲律宾的4姓团体就在侨居国进行自己的祭祀活动。1876年，美国旧金山的五邑籍4姓华侨在布录仑巷兴建了“龙冈古庙”，即“龙冈公所’’的前身。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刘、关、张、赵的祭拜扩大到美国纽约、檀香山、屋仑、棉佛等市，加拿大维多利亚、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以及古巴、秘鲁、墨西哥等国家的华侨华人社会。实际上去龙冈古庙进行祭拜活动的不单是五邑籍4姓华侨华人，它还吸引了不少非五邑籍的刘、关、张、赵姓华侨华人前往，不论是来自何处，海外的华侨都把开平水口龙冈古庙称作“4姓麦加”。

          四邑籍华侨还将关帝庙带到了澳大利亚，1856、1898年墨尔本、悉尼关帝庙在城郊先后落成，又称“四邑庙”。后来新南威尔士也建立了一座四邑神庙供奉关公。这里的关帝庙也同样吸引了一些外乡的同胞。尽管澳洲这几个城市的关帝庙建在城郊而不在唐人街，但是它对包括唐人街在内的华侨华人社会的宗教活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三)商业文化

          唐人街是一个工商活动频繁的民族聚居区，有自己特殊的商业文化。五邑籍华侨对唐人街商业文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五邑籍华侨经营的洗衣店、餐馆、杂货店是唐人街家长式集权管理模式的主要体现者。唐人街上的商店、洗衣店、餐馆的规模一般都很小，在这里没有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丈夫既是业主又是经营管理人员，还是对外联系的业务员；妻子主要担当工人的角色，也承担一定的管理事务；雇佣的同乡则是单一的工人身份。这样雇佣本民族或乡里乡亲便于交流，人际关系为管理奠定了基础，餐馆使用华侨还有利于营造中国饮食文化氛围。

          其次，五邑籍华侨开设的杂货店、餐馆为唐人街内外的华侨华人提供了日常交流信息，相互联络情感的场地。唐人街的杂货店、餐馆不仅出售食品、百货，还提供其他的服务。据美国西雅图一位华侨回忆：

          有些华人商店是做买卖的，有些根本不做买卖，只在店门口挂个招牌，以吸引华人来聚聚。不仅亲戚们愿意来，谁都愿意来聊聊，谈天说地，或者教小辈们应当做些什么事和该怎么做等等。有时他们还互相交流国内来的消息。比如我们村里如果有什么事，人们会写信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儿的人便凑到一起商量出个办法，然后给村里写封回信。所以你看，我们常聚在一起聊聊，不然的话太寂寞了，也大闭塞了，什么事都不知道。[1]

          这不仅是西雅图的情形，在美国其他城市、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唐人街也应该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在唐人街的一些店铺经常看到聚集着一些华侨华人，他们不是在做生意，而仅仅是在聊天。一到晚上，人们便出现在乡亲开设的店铺，在那里遇到乡里亲戚，或交流交流彼此的情况、家乡的消息，或坐下来打几圈麻将。为了适应需要，一些店铺的后面常常留出一块地方供人们喝茶、买彩票、打麻将、吸鸦片。由于不少华侨流动性大，没有固定居址，杂货店、餐馆又承担起代转信件的任务，甚至代办汇款。应该说这些店铺既是商业机构，又是俱乐部、阅报站、邮政所、信息场。如果说会馆、寺庙提供了重大节假日华侨华人欢庆聚会的机会和场地，那么五邑籍华侨开设的店铺则满足了人们日常消遣娱乐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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