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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二节在亚洲诸国

http://www.jmnews.com.cn 2004-9-29 17:26 江门新闻网

　　由于地理方面的原因，东南亚同五邑地区之间的距离，比美洲、澳洲、欧洲和非洲地区要近得多，因此，历史上五邑地区出洋的华侨，最早是到东南亚谋生，其中又以新会、鹤山两县的人居多。早期赴南洋谋生的五邑籍华侨多数人在锡矿和橡胶种植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是木匠或泥水匠，他们聚居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槟城的漆木街打工。五邑籍华侨对东南亚的开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原新加坡莱佛士博物馆门前有一座纪念老华侨历史功绩的无名铜像，其基座上镌刻着一段金字碑文：“华人素以坚忍耐劳著称，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三府暨马来所属今日之繁荣，得诸华人能力贡献者，良非浅鲜。”我们认为，这其中也包括了五邑籍华侨所作出的贡献，他们当中有被称为“新马华人三杰”的曹亚珠、陈炎长和赵煜，华人甲必丹、叶观盛，华人富豪黄亚福，医学权威伍连德，南洋巨富陆佑等等。

          一  新加坡、马来亚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1824年沦为英国殖民地。马来亚位于中南半岛的南端，同样曾为英国殖民地。1963年两国组成马来西亚联邦，两年后分出，各自成立共和国。新、马的华侨多是广东人，其中五邑人又占多数。

          (一)曹亚珠与新加坡开埠

          1949年2月6日，新加坡庆祝开埠130周年时，《南洋商报》发表了一篇令人注目的报道，其中一段文字这样写道：“1819年2月6日，莱佛士的船，驶至新加坡海面，惟不审土人实力如何，未敢造次。该船木匠曹亚志，毅然肯为先锋，乘小艇登岸，将英国之国旗，高插于十字路口(一说插于今升旗山顶)，莱佛士见旗才敢登岸。”这段文字说明，曹亚珠是新加坡开埠元勋、登陆新加坡的先锋。

          曹亚珠(1782—1830)，又写作曹亚志、曹亚枝，字符义，生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3月27日，台山端芬那泰村人。幼读私塾，稍长到澳门学艺，以木匠为业。后在望厦村普济禅院结交反清义士，成为反清的“天地会”成员。1802年赴南洋谋生，是台山县华侨先驱之一。他同各地的“公司”(实为反清秘密组织)都有联系，因此熟识各地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后来，他定居在槟榔屿，是槟城秘密组织“义兴公司”的领袖人物之一。当时，“义兴公司”的成员遍布新加坡、马来亚、苏门答腊和爪哇等地，它与“和成”、“华生”、“建德”、“海山”等“公司”，虽然派别不同，但宗旨一致，都是为了“反清复明”，崇尚关公和桃园三结义，讲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凛然正气，互相通融，相互提携。

          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是东西方交通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英国、荷兰等西方殖民者早已垂涎，并展开激烈争夺。莱佛士是英国殖民者，他来新加坡之前，对马六甲海峡一带的情况已作过调查，并了解到曹亚珠是反清志士，精明强悍，于是委以重任，命其为开路先锋。1819年2月6日，曹亚珠随莱佛士的舰队去新加坡，在南岸棋樟山率水手20人，怀挟短枪，各驾小舟登岸，探得荷兰人并未设防，于是在岛上插上英国国旗。之后，莱佛士率大队英兵由新加坡河登陆，占领了新加坡。曹亚珠从此成为新加坡传奇性人物。“事平论功，曹居第一，于是恩礼叠贲，宠赐有加，曹至是遂觉富贵逼人；而政府复以宾帅之礼处之，凡事咨而后行。”曹亚珠在自己的赐地上建立了曹家馆、广福古庙及五虎祠(社公庙)。莱佛士在规划新加坡的市政建设时，又将大坡划归华人，曹亚珠于1822年在大坡创建了东南亚乃至旅居世界各地五邑籍华人最早的宗亲会馆——宁阳会馆。道光十年(1830年)3月26日，曹亚珠在吉隆坡可能由于饮了当地首领献上的毒酒而暴卒。灵柩运回新加坡，葬在青山亭(这里后来成为曹氏族人归葬的坟场)。

          (二)陆佑与马来亚的开发

          陆佑不仅对马来亚的开发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为马来亚工业、农业、商业、交通和金融业等多方面的发展与繁荣，对中华文化的传播，都作出了永垂史册的贡献，是饮誉南洋的传奇式人物。早年在吉隆坡就流传着“叶亚来打州府，陆佑建吉隆坡”的赞语。

          陆佑(见图10)(1844-1917)，鹤山雅瑶黄洞村人，本姓黄，自幼丧毋，因家境贫寒，少时被迫到新会桐井岑溪村一户陆姓的财主家当童工，后改姓陆。16岁左右被卖“猪仔”到马来亚，起初在一锡矿当矿工。陆佑在锡矿场苦熬了3年，侥幸活了下来。陆佑发迹后是这样回忆自己这段做“猪仔”的惨痛经历的：

          在锡矿的最初几个月，老板规定每天清晨五时起床，先用棍棒擦身，以适应水土和气候，这是一种痛苦的熬炼。然后，集体洗澡，才可吃些糙米早饭。只有少许咸鱼仔、萝卜干、咸菜佐膳。草草吃完便由包工头带到矿区开工。工作时，不许歇息。根据各人体力和特长，指定锄山、铲土或肩挑。包工头多是狰狞凶恶，对苦工们督责苛酷，如果工作稍慢或跟他顶撞，动辄拳打脚踢，甚至殴到伤重死亡，也无人过问。中午暂停工作，又在工地吃一顿粗饭。不一会便继续开工，直至日落为止。晚饭后，集体洗澡一次，由包工头带返棚厂睡觉。苦工住的棚厂是草顶、木墙、泥地，空气秽浊，夜间只有一两盏惨暗的煤油灯，以备巡逻和防守。除了新年有一两天休息外，终岁不停，无论刮风、日晒、雨淋，一律开工。每天上山下井，苦不堪言。有时山洪暴发，便断绝归路；矿坑挖深了，上面倒塌下来，往往发生活埋惨剧。在矿山，时常受着毒蛇、野兽、蚊虱、害虫的袭击。当地恶性疟疾、霍乱、痢疾流行，得病而死者很多。苦工们多数患有风湿、脚气、腹肿和黄疽病；由于工作过于劳苦，受热或不服水土，常常晕厥或窒息。矿场里没有医生，也缺乏药品，不论病情轻重，只胡乱搽些药油，服点土药，不少人丧失了生命。侥幸活着的人，下身长年浸泡在水坑里，只穿一条由面粉袋改成的短裤，爬山越岭，涉涧扳藤，十指起泡，双脚红肿，遍身斑痕。尽管苦工们卖力拼命，主子依然毫无同情心；反因部分苦工死亡，更把剥削转嫁到活者身上。连跟国内亲人通讯也没有自由。卖身的“猪仔”由主子按劳动量每月发零用钱三至六元，此外并无其他福利。不小心损坏工具或因病停工，还要扣钱。

          3年期满后获得“自由身”的陆佑来到星中街新会乡亲罗奇生开设的烟庄当伙计，他省吃俭用，5年后积蓄了99元，就在马洁街开设了兴隆号杂货店。1868年，他把这间小店委托给可靠的伙伴代管，只身来到霹雳邦拿律镇甘文珍锡矿场，同五邑籍矿工一起劳动，并经营货运，兼做为英军供应粮食的生意。后来，他以小本钱买下一个已废弃的“旧龙口”锡矿，深挖下去，竟奇迹般地成为富矿。陆佑顷刻间成了“暴发户”。之后，陆佑来到吉隆坡，在台山邑侨赵煜的扶助下开设了典押店；并通过替殖民当局承办鸦片烟、酒、赌博和典押等饷码而致富。他除了经营好自己的矿场外，还收购了濒于破产的小矿场。由于经营有方，数年间，便拥有新街场、锡米山、双文丹、暗邦、叻思、古毛、万挠、关丹、文冬等多处锡矿场，雇工数千人，成为当地的大矿主，有“锡矿大王”之称。据记载，1898-1900年，马米亚每年锡产量约4万吨，95％为华人矿场生产。其中陆佑经营的矿场年产量达数千吨。10多年中，他至少获利1000-2000万元。

          陆佑开采锡矿致富后，又把目光投向橡胶种植业。1896年，他同后来被誉为“橡胶种植之父”的林文庆(祖籍福建海澄)和陈齐贤(祖籍福建海澄)合资开辟了马来亚第一块橡胶园，取得很大成功。陆佑在鹅雁、箕筛、文冬、巴生、和丰、雪兰莪等地开垦了很多橡胶园，最大的橡胶园由吉隆坡伸展到彭亨，呈带状绵延100多公里。橡胶业的发展使陆佑的财富滚滚而来，并得到“橡胶大王”的美称。他们3人连同陈嘉庚被誉为“马来亚橡胶王国4大功臣”。陆佑还办起巴生咖啡园、丹戎马林胡椒园、雪兰莪港口椰子园及北根椰子园。

          在工业方面，陆佑办起东兴隆红毛灰(水泥)厂、罗臣铁厂、雪兰莪港口椰油厂等。其中以椰油厂规模最大，左右了当地市场。

          在商业方面，除新加坡的兴隆号老铺外，陆佑在马来亚各地先后开设了10多间东兴隆分店，统称“七州府庄口”，总公司设在吉隆坡。吉隆坡茨厂街整条街的店铺都是他个人的产业，俨然是一位“商业巨子”。

          1913年陆佑做大股东的广益银行在吉隆坡创办，经营的全盛时期，当地政府批准东兴隆庄自己发行银票，各地流通，与政府发行的钞票具有同等效力。此种银票，用英文印上“东兴隆陆佑”、“东兴隆第X号银毫伍圆，任随时兑换”以及“光绪X年X月X日发单”等字样。这种情况在南洋并不多见，足见陆佑之地位与实力非同一般。据说，陆佑去世后，这种银票仍一直流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占领马来亚时才被日本军票所取代。由于陆佑对新、马金融业贡献重大，他又得到“金融巨擘”的雅称。

          除了上述经营收入外，饷码的税捐收入也是陆佑聚敛财富的又一大来源。他以100多万元的代价，从殖民政府获得承包税捐的专利权，把获利最大的烟税和酒税留为自营，赌税则选择有利地点自营大部分，余下僻远山区的则议价转让别人承办，典押税则全部转让，招人承办。上述两税转让，陆佑就可赚回向殖民政府缴纳4年税饷的大部分。陆佑与黄福(台山人)、张弼士(广东大埔人)并称为“3大码王”。陆佑靠99元起家，到他去世时，财富已达叻币七八千万元(折合英镑约1000万镑)，成为富甲新、马的大富豪，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陆佑富而好善，为吉隆坡及马来亚社会公益事业慷慨解囊，建树良多。他捐资改建吉隆坡的马路和市容，将当时仍属榛莽荒秽、蒙茸沼泽之地的文冬和关丹两镇建设成为现代化都市。南洋的历史学家断言，写文冬和关丹开埠史和发展史，如果不重笔浓墨写上陆佑的名字，就毫无意义。

          自幼失学、文化程度不高的陆佑深感文化教育的重要，这促使他大量捐助办学，惠及广大地区。在吉隆坡，他创办了养正学校、维多利亚英文图书馆、尊孔学校、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和莱佛士学院。在雪兰莪，他创办了尊孔学校。陆佑还捐资于医疗卫生事业，独资在塞连达建立诊所，在吉隆坡建同善医院，成立吉隆坡老弱院，建造吉隆坡中华大会馆。他资助马来亚各地修建大小会馆、庙宇，他在新加坡和吉隆坡建造广肇会馆和广东义山。其善举美德使之成为受人尊敬、遐迩闻名的大慈善家。

          陆佑以73岁高龄辞世，安葬在吉隆坡冷结路浩道登橡胶园内的陆家坟场。他去世后东南亚有3个国家首都的街道用他的名字命名，即：新加坡的陆佑街、吉隆坡的陆佑街和文莱的陆佑大街。他的家乡鹤山市的乡土教材中，载人了他的传奇事迹和乐善好施的美德。

          (三)开发新、马的五邑华侨先驱

          除了曹亚珠、陆佑外，早期对新加坡、马来亚的开发作出重要贡献的五邑籍华侨先驱，还有很多，下面择其要者作一介绍。

          陈炎长(?—1900)，台山端芬上泽堡冲巷村人，早年到南洋谋生，居住在马来亚槟榔屿漆木街，以木匠为生。他为人正直、果断，深得华工爱戴，被任命为拿律镇抚委员、邦略会议的代表、霹雳邦第一任华人甲必丹。陈炎长在任内做的主要工作是：一、倡导华人团结和睦，并同敌对派别的首领和平相处，共同维护拿律的安定，使拿律镇经济发展，市场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后“拿律”改称“太平”，以昭示华人后代世代和好，共同发展。二、支持太平古冈州会馆收殓在械斗中死亡的华人尸骨，举葬于文甘珍冢山。三、支持各地邑亲建立古冈州会馆，自我保护，自谋发展。陈炎长因力促侨界团结而备受后人称颂。

          赵煜(1843-1892)，又名赵荣煜，台山都斛龙溪里人。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通文墨，能计算。曾参加太平天国革命，是太平军将领。革命失败后，他随兄长逃亡到南洋，在槟城为人佣工。未几，迁居霹雳邦拿律当锡矿工人。后又转至吉隆坡，先在一矿场劳动，不久在巴生找到一储量丰富的锡矿，于是动员在拿律的亲朋好友前来开发，并创立了义兴公司。1872年，雪兰莪邦华人甲必丹、惠阳人叶亚来支持巴生土酋反抗素丹的税收政策，当素丹攻占吉隆坡后，叶亚来向与他结为兄弟的赵煜求助，赵煜不仅从槟城及拿律招募1000多名四邑籍勇士前往参战，还力保粮食及军需供应，使叶亚来免除后顾之忧。在赵煜的大力支持下，1873年，叶亚来终于夺回吉隆坡。这就是“叶亚来打州府”的由来，赵煜功不可没。

          在1873-1880年叶亚来任吉隆坡甲必丹期间，赵煜既提供资金支持叶亚来大搞市政建设，建立养老院、学校，修建第一批砖瓦楼房和牛车马路，向马来人传授种植技术；自己还出资出力参加修建由吉隆坡至巴生、吉隆坡至暗邦的铁路，使暗邦一吉隆坡一巴生连成一体，大大方便了锡矿及其他物资的运输，加速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叶亚来修牛车路，赵煜修建铁路”的佳话流传至今。

          赵煜为人慷慨，豪爽仗义，热心公益。他捐助9000多元，创建吉隆坡广肇会馆，并设广肇义学培育英才，故广肇会馆章程规定每年都要祭祀之，以彰其功勋。赵煜还大力资助叶观盛创建的培善堂，为贫苦华工和马来人施医济药，成为吉隆坡第一位受封太平局绅士的华人，其善举美德到处传颂。

          叶观盛(1846—1901)，台山赤溪北门乡人。出身贫寒，1864年到马来亚谋生，先在芙蓉当锡矿工人，后改做小生意。1870年迁居雪兰莪，协助叶亚来开发吉隆坡，转而从事锡矿开采，成为“锡矿大王”，其矿场工人达7000人之多，产量居雪兰莪之首。1890年被委任为华人甲必丹，并以此身份承包鸦片烟、酒、赌博和典当饷码。他开设吉隆坡新就记商行和新加坡新兴泰商行，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富商。他乐善好施，热心社会公益事业。1881年捐巨款创建培善堂(后改称同善医院)，独资维持13年之久，免费为穷人施医济药。1894年又捐款参与创立吉隆坡维多利亚书院，与友人合作在平民医院内设立大华楼，收容流离失所的穷人乡亲，并任大华楼基金委员会主席，成为新、马地区鼎鼎大名的慈善家。吉隆坡人民念其功绩，以他的名字及其开办的新就记商行命名街道以示纪念。

          黄亚福(1837-1918)，又名黄福、黄福基，生于台山县。1853年移居新加坡，以木匠为业，后经商，成为鸦片烟、酒、赌博和典当饷码的承包商及橡胶种植园主，誉满马来亚柔佛州，与陆佑、张弼士被华侨并称为“3大码王”。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商，曾承包修建柔佛邦素丹王宫，因此获素丹颁发柔佛王室效忠勋章。1913年与陆佑等创办了新加坡广益银行。1910年在新加坡创建广惠肇留医院，并购买大片土地，作为华人义山，称黄福山。他还热心资助新、马华文教育事业。由于贡献良多，英王赐予太平局绅荣衔，柔佛素丹封之为拿督。黄亚福是柔佛新山市的开发者，该市有黄亚福街以资纪念。

          为新、马的开发作出了贡献的新会华侨中，邓泽如、张郁才、曹尧辉等最为著名。

          邓泽如(1869-1934)，江门市郊区篁边乡人。清光绪年间以契约华工身份到马来亚谋生，初在橡胶园当雇工，后在陆佑商行当伙计。几年后转赴霹雳邦甘宝开采锡矿，颇有所获。后到森美兰邦瓜拉庇劳开垦橡胶园，种植橡胶达500多亩。他还兼做生意，开设图南号商店，经营杂货批发。产业逐渐扩大，成为富商及侨领。他倾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黄兴曾赞誉：“以言南洋爱国之士，吾必以邓君泽如为巨擘。”[1)

          张郁才(1869-1958)，新会县人，壮年南渡马来亚，最初在陆佑设于吉隆坡的东兴隆号任职。稍有积蓄后自营锡矿，他在吉隆坡至新街场开设的鸿发锡矿有限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度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锡矿公司之一。之后，他又经营房地产和商业，并与陆佑等共创广益银行；还经营娱乐业，开办柏屏戏院，专演粤剧；创办柏屏义学，免费招收穷家子弟，并长期赞助当地尊孔中学和坤成女校。他从陆佑手中接管了中华大会堂的领导职务后，与诸位董事合力建成了大会堂的会所；资助和领导中华总商会(前身为中华商务局)和锡矿事务局(后改称矿务公会)；参加创建同善医院，造福社会；对广肇会馆、广东义山，出钱出力；他任雪兰莪精武体育会会长多年，对精武事业在马来亚的发展、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尤大，被社会人士称誉为“慈善老人”，被封赠太平局绅和OBE等勋衔。

          (四)新加坡的“中街七家头”

          一般人认为，新加坡自开埠以来，亚逸街(俗称源顺街)、马吉街(俗称中街)一带都是福建人经营生意的地方，而忽略了100多年前，新会人和鹤山人曾在中街大显身手，经营粮油杂货生意所创造的辉煌业绩。他们不但曾称雄当地，而且垄断了南洋各地的粮食杂货行业。这就是闻名南洋地区的新会“中街七家头”，即开设在中街的朱广兰、罗奇生、广恒、朱有兰、同德、罗致生、朱富兰等7大杂货行。

          朱广兰等“七家头”不仅同属新会人，而且分属朱氏和罗氏两大家族。朱氏家族的先辈在新会原做染料生意。据说他们在莱佛士开埠不久就到新加坡创业。罗奇生则在1841年来到新加坡，开设烟庄和酱油杂货店。朱、罗两大家族逐渐垄断了新、马和南洋地区的杂货海味生意和酱油业，成为饮誉南洋地区的“酱油大王”。

          在“七家头”中，名气最大、鼎盛时期维持最久的是朱有兰，生存时间最长的是广恒。朱有兰的业务之大，店号之多简直算不清。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马来亚、印尼等地都有它的店号与联号。在印尼还建有糖厂。朱有兰结束营业之后，后人仍用他的招牌名字作为生油与红烟的商标名字，可见其名气之大!

          新会“七家头”不仅在经济上对新、马及南洋地区作出了贡献，而且热心当地公益事业，捐助甚巨。如“七家头”与同济医院的关系就很密切。清光绪十八年(1892)的一块匾额上刻着49位同济医院倡建总理的名字，“七家头”中除朱富兰之外，其余6家都名列其中。在同一块碑铭上也刻着朱广兰、朱有兰、罗致生、罗奇生、同德号是当时的司理。在倡建协理的21个店号中，罗奇生的联号茂生号的名字也在匾额内。从1893年至1933年的40年间，“七家头”都以店号名字或司理身份担任同济医院的总理、值日督理、主席、董事等，可见“七家头”都对同济医院的支持不遗余力。“七家头”对广惠肇碧山亭的捐助也很多。碧山亭福德祠一块光绪十六年(1890)立的碑石上刻着，在碧山亭建造之初，朱广兰、罗奇生各捐500元，广恒捐80元，朱富兰捐50元。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七家头”的这些捐款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七家头”对冈州会馆、广惠肇留医院及养正学校等的捐献也不少。陆佑的起家，也曾得到过同乡罗氏家族的鼎力支持。[1)

          (五)名医伍连德

          早期赴南洋谋生的五邑籍华侨，多为苦力劳工，很多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因此，不少人十分注意培育自己的后代，他们省吃俭用，把钱攒下来，供儿女们学文化，学技术，甚至送到发达国家留学，使之成为有知识的“上等人”，而不希望他们重操父辈以出卖劳力为生的旧业。不少新一代华裔勤奋学习，学有所成，给父辈们争了一口气。伍连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出生在南洋，受业于英国，服务于马来亚和中国，对马、中、英三国文化的交流和人民的友好往来，做出了重大贡献。

          伍连德的父亲伍棋学，台山人。19世纪中叶来到马来亚，在槟城操金饰业，初为学徒，后自开金铺当老板，生活逐步富裕。伍连德(1879-1960)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小业主家庭。他8岁人读大英义学，18岁考取女王奖学金前往英国，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医科就学。在校期间，以优异成绩多次获得奖学金和奖章。1899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士学位，同年获得免费进伦敦圣玛丽医院实习3年，成为在该院实习的第一个中国人。1902年获医学士学位，又先后赴德国哈勒大学和法国巴斯德医学院，专门研究细菌处理和破伤风病症。1903年秋，他关于破伤风研究的论文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随后返回马来亚，在新成立的吉隆坡医学研究所，研究热带流行病。次年回槟城，自开诊所，挂牌行医，并致力于社会改革，反对赌博，反对吸鸦片，提倡妇女教育、开展体育运动，深受华侨和当地人民的爱戴。

          1907年，伍连德应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聘请回国，任天津帝国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清宣统二年(1910)12月，东北3省发生50年未遇的大鼠疫，清廷委任伍连德为东三省考查鼠疫专员。伍连德视察灾情后，提出采用“坚壁清野”的方法，将病者与常人隔离，对死者采用集体火葬，共焚毁了2000口棺材，才得以彻底消灭病毒的传播。据称，这次鼠疫病死者约6万人之多!在伍连德的主持下，不到4个月就把这场骇人听闻的传染病扑灭。伍连德因此被国内外称誉为“战胜瘟疫的有力斗士”、“防疫科学的权威”。清廷特赏他为医科进士。在祖国服务的30年间，他创办医院多所，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被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为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在谈到这30年的经历时说：“在那动荡不安的时期，如果缺乏信念的话，一个人很容易便会绝望到举手投降的地步。”伍连德的高尚情操值得人们学习和发扬。

          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年近6旬的伍连德举家返回马来亚，定居在怡保，开设私人诊所，继续为新、马华侨和当地居民看病治病。他晚年创办公共图书馆，集资兴建火化炉，提倡火葬，推动当地移风易俗。

          伍连德晚年曾当选世界华人学生联合会槟榔屿分会主席、槟榔屿戒烟会副会长，并曾获香港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是驰名世界的热带病学权威、防疫专家。1949年北京解放后，他主动提出把在北京东城东堂子胡同55号的楼房捐赠给中华医学会，以表达他对新中国的热爱。伍连德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鼠疫战士——一个现代华人医生的自传》、《中国医学史》、《论肺型鼠疫》、《鼠疫概论》等。

          二  菲律宾

          中国与菲律宾仅一海之隔，古代就有贸易及人员往来。由于贸易关系，移居菲律宾的华侨基本上可以分为商人、手工业者和劳工3大部分。菲律宾华侨，以闽籍为多，他们在工商业和金融业方面居支配地位。粤籍者仅占15％—20％。在粤籍华侨中，主要来自五邑和南海等地，他们多集中居住在首都马尼拉和宿务、达沃等大城市。五邑人从事的主要是“三把刀”式经济活动，即饮食业、成衣业和杂货业。在饮食业中，酒楼一项就占全菲华侨举办的酒楼的90％以上；此外，还有旅馆、面包制作、缝纫、洗衣、理发等。手工业则有木作、藤织、工艺品制作等；也有从事药材、杂货、汇兑、印刷、造船、出人口贸易等行业的。C1)特别是印刷业，值得大书。

          菲律宾印刷业的历史十分久远。从1587年印刷术传人菲律宾时起，直到1800年初，因西班牙传教士传播天主教义及政府发布公告、印行报纸等，菲律宾的印刷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尽管如此，菲律宾仍未出现商业性印刷业。菲律宾商业性印务业的首创是同五邑籍华侨任恩长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任恩长(1855-1924)，鹤山古劳麦村人。1875年，年仅20岁的任恩长同几名既有胆识又有事业心的朋友一起来到菲律宾，创办了第一家商业性印务所——东祥信印务公司。菲律宾印刷业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起初，东祥信印务公司的设备很简陋，只有一台手摇机，业务也仅限于印刷商用的单据、表格及广告纸等，设计及颜色也甚为单调。虽然当时已有活字印刷，但公司仍沿用雕刻的木版印刷图案与文字。随着业务的发展，后来才增添了脚踏机、电动机，购置了能印全张债券纸的平床机。

          任恩长对菲律宾印刷业的贡献还在于，为菲律宾培育了大量熟练工人和技术骨干，造就了为数可观的印刷界的知名人士。在东祥信印务公司存在期间，任恩长呕心沥血地培养他的子女、亲戚、朋友，使他们成为熟练工人和技术骨干。经他培养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菲律宾印刷业的成功人士。任恩长有一位堂兄叫任美长，在东祥信印务公司工作10年，从徒工成长为技术骨干，后来他在马尼拉开办了东兴印务公司。晚年归国后，他把印务交由他的独子任志康管理，这就是今天马尼拉的东洪印务公司。任恩长的侄儿任志坤，12岁就在他的手下开始了学徒生涯，一干就是20多年，到35岁时“出师”，自创华兴印务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公司分成今日的华南印务公司与泽修印务公司。

          任恩长身后留有4子：任志成、任志钊、任志云、任志安。他们继承父业，毕生经营印刷业。任恩长一手创办的东祥信印务公司经历了72个春秋，于1947年结束了它的印刷业务。任恩长和他造就的“印刷王国”，不仅在菲律宾，而且在东南亚、在香港都享有盛誉，更为五邑侨乡添光增彩，侨乡人民为任恩长及其后裔的杰出贡献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三  其他国家和地区

          五邑籍华侨对婆罗洲、沙捞越、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以及日本的经济发展，同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婆罗洲在今加里曼丹岛北部，包括沙捞越(中国古籍称渤尼、婆利、婆罗等)、沙巴和文莱。沙捞越和沙巴于1963年同马来亚联合组成马来西亚联邦。五邑籍华侨参与开发婆罗洲，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事，其中，开平、台山籍华侨的贡献最大。

          开平籍华侨开发婆罗洲有两大历史功绩，其一是婆罗洲沙巴艮地咬的开埠。100多年前，开乎波罗乡华侨周道积，由亚庇来到马利，越过崇山峻岭抵达根地咬，开荒辟地，是开埠先锋。随后周孚、冯信也步行到达，周厚昌、周柏贤、冯炳源接踵而至。他们用当地的木材建“鸭挞屋”，做小生意。以后，四邑籍人陆续来到这里垦荒开发，建设根地咬埠，使之逐渐兴旺起来，成为一个交通发达、风景秀美、经济繁荣的小城镇。“现该埠业商之人，占70％是四邑籍人(其中以开平最多)，有四邑埠之称。”这里的居民，无论是华侨，还是土人，百多年来，世代相传，很多人至今仍操四邑话。

          其二是婆罗洲吉打毛律埠的开发。吉打毛律是沙巴西海岸的一个小商埠。100多年前，这里十分荒凉，后经四邑籍人不断开发，才使这块处女地日益繁荣起来。最早开发这块处女地的是开平人龚庆煜、林德伦、黄胜瑞、周炳昌、杨新君等人。他们从亚庇步行而至，披星戴月，艰苦劳动，后来经营小生意，繁荣市场，使之成为兴旺的小商埠。四邑籍人看到这里的土人穿着十分落后，无论男女均以一块土布遮掩下身，于是教会他们缝制衣服。杨新君是一位裁缝高手，他耐心向土人传授剪裁及缝制技术。土人的原始风俗为之一改。杨新君去世后，至今每逢春秋两季，当地人仍对他顶礼膜拜，纪念他的大恩大德。现在，吉打毛律己建成现代化城镇，商业中四邑人仍占1／3的份额，扮演着重要角色。

          沙捞越中部地区的开发，以台山籍华侨的功劳最大。沙捞越中部的达斗县，现有人口1．6万多人，华人多经商。县政府所在地的达斗镇，居民约1600多人，以华人居多。台山华侨丘正嫒是达斗的开发者。他少年时代跟随乡人南来，初抵新加坡，在洋人的公司当侍应生。后来到沙捞越古晋，再到民都鲁。他从土人那里了解到离民都鲁不远处有一地方称为阿纳港世，土特产甚丰，惜无人收购。丘正援认为有利可图，在土人帮助下，来到达斗收购土产，经营杂货生意。当时达斗是一片原始森林，荆棘丛生，毒蛇猛兽出没其间，人烟稀少，只有部落民族达斗族集居于此，过着刀耕火种和狩猎的原始生活。但境内盛产木材，尤以盐木最为有名，其他土产如树胶、胡椒、蜜糖、燕窝等极负盛名。1862年，丘正媛在达斗开设瑞源号，用帆船专营古晋至达斗间的土特产贸易，很快便发迹。嗣后台山人朱瑞亦到此开设瑞成号。再后才是潮州籍人士许长发创设万发号。四邑人和潮州人逐渐地多了起来。丘正嫒的两个弟弟丘正观、丘正彬也携眷来此创业。丘正嫒还将当地产的盐木出口到中国，其运输工具是帆船，大者可载三四百吨，小者可载二三百吨，靠风力行驶。

          五邑籍华侨对达斗的市政建设，建树良多。达斗的店屋原用“亚答”叶搭盖，五邑人则用本地盛产的盐木搭建，既坚固又美观。他们还修路办电，兴建商店，使达斗镇从一块荒芜之地变成商业中心。五邑籍华侨向来重视教育事业，1926年，他们在达斗设立中华公学，以粤语教学，主要对象是华人子女。第一任教师就是一位台山秀才丘灵恩。

          达斗的第一任华人甲必丹是台山人江世钦，他早年随舅父丘正嫒南来，18岁回乡成婚，复南来，创立丰源号，专事土特产生意。他乐善好施，致富后热心侨社福祉，深受华人爱戴，被沙捞越王委任为华人甲必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统治当局再委任他为华人甲必丹，在位40多年，达斗人有口皆碑。[1)

          五邑籍华侨侨居东南亚地区的以新会人为多，对新、马以外的东南亚地区的开发作出贡献的华侨也不少，其中最著名的，在泰国有冯平山、黄宜义、黄宣充，在越南有陈瑞祺。台山、开平、恩平籍的华侨也有成功人士。

          冯平山(1860-1931)，新会会城镇沪湾街高第里人。他15岁随叔父往泰国学习经商，经营丝绸和土特产杂货。他从学徒做起，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聪明好学、勤奋肯干，有生意头脑，很快便学会当买手(采购)。20岁时，便可独当一面，常为叔父奔走于泰国——香港——广州之间办货及销售。他的才能被一位姓龚的华侨富商所赏识。1881年，这位在泰国经商致富的华侨，见冯平山气宇不凡，办事利落，为人正直，将来必成大器，爱才之心甚切，虽知冯平山已有妻室，但仍要以爱女许之为妾，且以巨资为女做嫁妆。冯平山不为财色所动，遵循“立品做人”宗旨，以“新婚未久，若纳妾，需长客异域，还得禀命父母”为辞，婉言拒之。这一年年底，冯平山以父病为由返回家乡，并去信龚先生谢婚。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冯平山感到泰国的商业环境不能更好发挥自己的才干，决定回国另创基业。冯平山在泰国虽然只有五六年时间，但这几年的经历为他后来驰骋在香港和祖国内地的商场上，并成为香港第一代华人企业家及银行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黄宜义(1888-1984)，祖籍新会，其父早年来到泰国谋生，创办了永盛隆火锯兼木材有限公司。黄宜义幼年被送回家乡读私塾，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后返回曼谷人易三仓学校及曼谷基督学校。高中毕业于香港育才书社，考入香港大学工程学系，获学士学位。返回泰国后，在父亲的公司工作，任司库兼副经理长达20余年，后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成为木业界的翘楚。他热心社会公益及社团服务，是泰国著名华人富商和华人社团领袖。

          黄宣充(1872-1930)又名黄顺，新会双水龙头见龙里人。1891年赴泰国谋生，先习木工，后搞建筑，创办顺兴隆商号，承办建筑业务。曾受泰国国王委托，主持建造宫殿衙署多座。其后又发展房地产，并经营中国土特产品及大米等商贸，成为泰国著名的建筑商和富商。

          陈瑞祺(1885—1950)，新会罗坑陈冲乡人。父陈澄波青年时在香港谋生，在广盛米行当雇员。少有积蓄后便与人合伙在香港和越南海防市开广利米行、广兴米行、广恒兴米行。陈瑞祺小时候在家乡受教育，13岁往香港深造，18岁赴越南随父经商。从商一年，便赴法属东京(今越南海防市)等产米地区考察。先后在东京和西贡(今胡志明市)开设广和兴、广中兴(后改名广正兴)米业公司，专营大米生意。年仅30岁就总管香港和越南所属各米店的业务，生意日益兴隆。其中西贡粮食加工厂几经扩建，成为日产300吨大米的大工厂。他又购买了一艘1000多吨位的货轮——“黄石公”号，常年航行于越南、香港之间，运输大米。陈瑞祺还于1936年创办“正心按揭置业有限公司”，向香港地产业扩展业务，成为誉满越南和香港的大富商。

          台山的马棠政是誉满泰国的华人实业家、社团领袖。马棠政(1871-1923)，生于台山白沙上朗村。8岁时只身来到泰国谋生，当机械工。他聪明好学，刻苦求知，积数年学徒经验，终于成才，成为泰国火砻(碾米厂)机械技师，后为泰国培养了数以百计的火砻机械技术人才。当年，泰国首都曼谷的大火砻多由他设计承建。以后自创振盛火砻，日产大米500吨，居全泰同行大米日产量之冠。他是泰国著名华侨富商、机械工程专家。他热心社会公益及侨社事业，是泰国华侨华人社会著名领袖。

          光绪年间，祖籍恩平沙湖李边蟠龙村的李宝华，来到泰国谋生。他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走出了一条华侨成才之路：在泰国政法大学毕业后，远赴英伦，进入剑桥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回到曼谷，历任律师、法院推事、法官等职，成为华侨中的佼佼者，是恩平华侨中最早的泰国法官，为泰国的法律建设和中泰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受到人们的赞扬。

          在印度尼西亚的开发中，台山广海月明村的刘维美作出了贡献。他于清同治年间来到荷属印尼谋生，与荷兰亲王结识后，奉亲王之命前往开发沙湾埠，后被任命为该埠第一位华人甲必丹。后来光绪皇帝赐封他为“二品衔武功将军”。

          五邑籍华侨对缅甸的发展贡献甚多。旧时缅甸华侨称呼台山籍华侨为“马交人”。“马交”(Macao)即澳门，是葡萄牙人对澳门的称谓。因台山籍华侨早年多从澳门上船来到缅甸谋生，故有此称呼。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缅甸的华侨中，台山籍人不在少数。开平籍的吴玉成侨居缅甸11年，他说“吾在南洋到过许多地方，不论穷乡僻壤，凡有烟火之区就有四邑人足迹”。五邑籍华侨在缅甸或务农，种植稻谷、果菜；或从商，活跃市场，有的人勤劳致富。陈洪安父子就是其中的一例。

          陈洪安(1893-1979)，生于台山县。1906年跟随父亲离乡别井来到缅甸谋生。先在仰光开设富南酒楼，生意兴隆；后又经营碾米、锯木、典当等业，成为缅甸华侨商界巨富。

          贸易是日本华侨经济的重要支柱，直到明治时代早期，对日本经济的发展仍发挥重大作用。在长崎港对外贸易中，华侨贸易占有很大比重。如明治四十一年(1908)，该港外贸输出输入总额中，华侨贸易分别占40．2％和22．6％。主要商号为广东华侨经营，他们大多来自广州、肇庆两府所属的三邑和四邑，即所谓广肇帮。在最著名的商号中，有新会籍华侨李萃石的晋恒号、简心茹的裕益号、华克阶的永生隆号、黄业堂的三和号，他们同三水籍黄守庸的致祥号，南海籍潘仕熙的均利号、潘达初的万昌和号、李维芝的德源号共8家，将海产品运往香港和东南亚等地，并运回越南和缅甸等地的大米。长期以来，贸易业和“三把刀”式经济一直是包括五邑籍华侨在内的日本华侨经济的两大支柱。在横滨的四邑籍华侨主要经营饮食业、银钱业和杂货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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