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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四节种族歧视的抗争

http://www.jmnews.com.cn 2004-9-29 17:30 江门新闻网

　　从鸦片战争后涌现的海外移民潮到1869年5月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和联合太平洋铁路正式接轨通车以前，五邑籍华工在北美等地是受欢迎的，因为金矿的开采和铁路的建设都急需大量的劳动力。五邑籍华工们被当地的白人认为是肯吃苦、有牺牲精神、遵守法纪、勤劳温和的最好移民，赞誉之词经常见于当地报刊和议员们的演说、文章之中。因此同治七年(1868)中美之间签署了《蒲安臣条约》，大力鼓励华侨移民美国。但是，横贯美国东西部的铁路建成通车，不仅没有给承担铁路修建任务4／5的华侨带来尊敬，带来安定，带来和平，反而给他们带来了长期的厄运。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萨克拉门托等城市的铁路接轨通车庆典上，为铁路修建贡献最多的华工并没有被邀请参加，议员、法官们热情洋溢的演说词中提到了法国人、德国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全都有意识地“漏掉”了牺牲最多的华工。这实际上预示着华工们被歧视被排挤的命运即将降临。排华运动首先在美国西部的加州形成声势并影响到内华达等西部几个州。后来又蔓延到东部成为全国性的问题，1882年美国第47届国会通过了第一个禁止华人入境的法令，对华人的歧视从此确定为政府意志。兴起于美国的排华运动还跨出国界影响到加拿大乃至澳洲、欧洲等地多国政府的华工政策。五邑籍华侨开始了他们新的苦难历程。

          随着国际性排华运动的兴起，五邑籍华侨在侨居国的生存日益艰难。他们不仅要克服矿山、种植园恶劣的自然环境带来的水土不服，克服异域文化环境带来的心理寂寞、孤独、痛苦的情绪纷扰，更难以忍受的是还要承受种族歧视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低下以及工时长、报酬少、劳动条件极差、皮鞭加饥饿等等不人道的待遇。没有一个五邑籍华侨的人身和财产是安全的。

          五邑籍华侨争取权益，抵制、反抗种族歧视的活动，其实从猪仔船上就已经自发地产生了。在侨居国的矿区、糖寮、城镇，五邑籍华侨个人、团体以及他们主办的报刊都用不同的方式对种族歧视的行为和思想进行了艰难的抗争，为此不少人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由于材料的欠缺，我们很难对下层五邑籍华侨反种族歧视的斗争进行展示，这实为憾事。不过从两位五邑籍人士的护侨斗争中，我们不难看到当年五邑籍华侨为了争取包括自身在内的中国侨民的权益而不屈不挠地抗争的轨迹。

          一  伍廷芳在美洲的护侨斗争

          伍廷芳(见图3)祖籍广东新会县，道光二十二年(1842)6月23日诞生在新加坡一个华侨商人的家庭。父辈家境贫寒，被迫出洋谋生，经商南洋。他3岁时随父亲返国，定居广州。14岁赴香港求学，6年后毕业于圣保罗书院，留港担任法院译员。同治十三年(1874)他自费赴英国留学，人伦敦林肯法律学院攻读法学。3年后取得英国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取英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从此，他以通晓商务、刑名、律例、万国公法而受到清朝洋务派的器重。他就任香港大律师5年，光绪八年(1882)北上，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法律顾问，开始参与清政府的外交事务，其中维护海外华侨的权益就成为他外交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华侨出身的伍廷芳直接为广大华侨(尤其是美洲华侨)服务，是在他两次受命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等国担任公使期间所履行的职责。据此可以把他的活动分为两个阶段，伍廷芳在不同时期护侨工作的重点略有不同。

          (一)第一次出任公使时期(1896-1902年)

          伍廷芳出使时正是国际性排华形成、发展的时期，他面临的护侨环境非常困难，留给他的护侨空间也很小。抵达华盛顿的最初两年，他主要为解决一些具体的华侨权益受侵案件而奔走。如1897年6月伍廷芳接尼加拉瓜布卢菲尔兹华商报告，在该国金矿工作多年的华工周道瓒、周振鹏叔侄二人3月启程回国，因携带有自己多年积累和乡亲托带的金砂而被布卢菲尔兹海关扣押。由于当时清朝政府与尼加拉瓜无外交通商关系，按中美之间条约在尼的华侨由美国驻尼加拉瓜公使馆予以保护。伍廷芳于6月23日、8月24日、10月19日3次不辞琐屑地照会美国国务院，力促其驻尼公使为我华侨争辩。同年，新泽西州、印第安那州和科罗拉多州频频发生有美国政府官员参与的侵袭当地华侨的事件，伍廷芳“不忍坐视”，于7月7日、7月19日、9月1日、10月27日、11月30日、12月2日数次照会美国国务院，交涉“我华人受洋官残虐之实在情形”，严正指出“华人在本省被人欺侮不止一次”，要求美方迅速缉凶，从严惩办。除了这些具体的事务外，6年间伍廷芳针对美国政府和民间的排华举动主要进行了如下的抗辩：

          乙

          1．抨击排华法在美国本土执行中的弊端

          伍廷芳出使美国的6年正是该国排华势力高涨的时期，他既通过分析华侨利益受损害的个案抨击排华法执行的弊端，又十分关注美国政府处理华人政策的走向，希望尽可能减少排华政策对华人利益的侵害，有时他完全是不可为而为之。“成败利钝，虽不能料，但期竭尽愚忱，稍宽一分，即华人受一分之益”。

          伍廷芳为了维护美国华侨权益所作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极力阻止美国国会1902年通过新的排华法令。美国1882年实施的排华法经1892年修订将于1902年到期，从1900年开始，一些反华势力就在活动，期望延续并将之扩大到美国海外属地。伍廷芳积极联络美国一些有正义感的官员和与中国有商贸往来的商人，并向美国总统做工作，力图加以阻止。1901年12月10日他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长达58页的文件，强烈抗议美国国内甚嚣尘上的排华叫嚷。伍廷芳指出，从1880年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屈从美国的愿望，诚意换来的是虚伪与敌意，致使中国合法移民到美也遇到惊人的困难。有的人散布什么华侨低廉的工资降低了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华侨并不想成为美国公民，只愿意在美国赚钱带回中国，对刺激美国消费没有帮助。这纯粹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假设。他提醒美国政府，希望国会以公正、平等的精神处理到期的排华法案，因为这项法案违反正义和人道，将直接损害中美两国的利益。伍廷芳的这份声明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外交文件之一012J但是美国国会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于1902年4月下旬通过了新的排华法，致使伍廷芳在1898年阻止排华法扩大到美国海外属岛的努力也付诸东流。伍廷芳对美国国会内排华势力的状况有清醒的认识，也做好了美国将通过这项法案的准备。就在美国国会开会期间，他还在作最后的努力。1902年3月13日，伍廷芳约见美国副国务卿时明确告之：“美廷如此定例，中国亦将设苛例以待美商或设木屋于码头，稽留查验或将美人口税则加值百抽十五，以为抵制，则将奈何。”美国副国务卿也只有承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美国亦无词以拒”。(1)4月29日，他又照会海约翰，要求美国总统否决该法案。3周后，伍廷芳再次向海约翰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如果美方继续禁止某些获得特许的华人进入美国，中国政府也将采取相应的措施。“若管理侨民人口总局仍照近来所定章程办理，则美国各项传教及银行东家、路矿工程师匠以及承办建造铁路之人、商务经纪并各项未有定肆之商民前赴中国，中国政府自应禁止，以示报施。”

          作为接受过西方教育并熟识欧美法律的伍廷芳在斗争的策略上也不同于以往的公使，他一方面充分利用正常的外交途径表达中国政府的诉求，同时注意舆论宣传，发动有影响的人士向美国国会施加压力。在美国的6年中，伍廷芳积极向《独立》、《北美评论》等报刊投稿，应邀到一些公众讲坛发表演讲，介绍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宣传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强调美国在华的贸易机会，呼吁实行公正、平等、人道的原则，力图改变美国人民对中国、中国侨民的认识，为护侨工作创造一个好的舆论环境。他还“在美都联络官绅，暗为援助，并随时向外部辩论，志在删除厉禁，便我商民”。1902年初在美国参众两院就排华法案举行的一些听证会上，伍廷芳的一些友人包括前国务卿约翰?W?福斯l特都直接抨击排华法案有违中美条约。

          2．反对把排华法扩大到夏威夷群岛

          1898年夏天，夏威夷群岛并人了美国，岛上二三万华侨的地位问题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尤其是自1882年美国实施排华法禁止华工进入以来，夏威夷群岛就成为华工的一个重要去处，“华民出洋谋食，惟檀岛是趋”，美国政府在该岛将要执行什么样的华人政策自然是清朝政府非常关心的。美国政府很快就禁止华人移民夏威夷群岛，而且禁止岛上的华侨移居美国本土。伍廷芳马上作出反应，奏请朝廷在群岛首府檀香山恢复设立领事馆，以为今后与美方谈判该处华侨的保护问题打下基础。“非仍设领事以一事权，不足以严约束而资保卫”。12月，伍廷芳向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就将排华法扩大到夏威夷群岛一事提出正式抗议。他在照会中开宗明义宣称：将排华法扩大到夏威夷群岛将会中止当地华人几十年来一直享有的重要权利。华人在当地遵纪守法，富有教养，与当地土著居民和谐相处关系甚好；而且很多华人是在当地出生或已经被同化，他们获得了往来于祖国并可以带家眷前往的权利；何况在这里华人并不存在与白人或土著工人竞争的情况，事实上很受欢迎。因此，美国政府的举动是既不必要，又不合理的。1899年2月他再次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照会。

          1902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法令，对夏威夷群岛等美国海外属地上华工的权利进一步进行限制，各岛华工既不能前往美国本土，又不得往来于各属岛之间，只能在本群岛内活动。伍廷芳立即向美国政府交涉，在给国务卿海约翰的照会中据理指出：1894年中美双方互订续约时，夏威夷群岛等并未归附美国，两国间虽有禁止华工人美的协议，但并不包括夏威夷群岛在内。“如本国政府知贵国现议将夏威夷及飞猎宾(即菲律宾)群岛包人限禁华人条例之内，当时断不允从。”他又从国际公法角度提醒美方：两国之间签订的条约应当严格遵守，如一方欲将未写入条约的他处地段人民纳入其中，必须先与相关国家磋商，取得一致后方可推行。“否则不特有违公法，且非优待友邦之道。”

          3．反对把排华法扩大到菲律宾

          就在夏威夷群岛并人美国的同年12月，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了对菲律宾群岛的控制权，美军司令奥蒂斯将军擅自发布了一道命令，禁止中国移民迁居菲律宾群岛，美国政府容忍了这一把排华法扩大到该地的粗暴行为，并向伍廷芳封锁了这一消息。直到第二年夏，他才从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处获知确切消息，随即向美国国务卿并通过他向美国总统和国会提出强烈的抗议。他谴责奥蒂斯的命令违背了国际公法和基本的国际礼貌，而且也不符合美国自己的法律程序，没有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手续。按照美国总统的宣告，凡是美国新获得的领土，在国会未作出决定以前，其地位不变。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奥蒂斯的命令都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他要求美国政府制止这位将军的鲁莽行动。伍廷芳运用国际法这个武器开展的斗争使美国政府自己也感到被动，海约翰在回照中不得不表示，已经通知奥蒂斯将军注意中国的抗议，指示他不要容许任何违反条约的事。

          但是，这位军人的行动在美国国内有相当多的拥护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果然，4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了新法令，排华法作为政府行为在菲律宾实施。伍廷芳极为愤慨，他在给海约翰的照会中指出，中国与菲律宾在移民和贸易方面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华人前往贸易居住已数百余年，其地与中国邻近，通商置产，历来甚为兴旺。该岛华人多有亲友家室，亦有与土民互订婚姻者。其在该岛生长之华人数以千计。该岛隶西班牙国时，华人并不禁止来往，今若遽然禁绝，华民受累实深，贵国素号文明，岂宜如此?”

          在第一个使美阶段，伍廷芳还促成中国与墨西哥签订了通商条约。光绪二十六年(1900)5月23日，中墨双方互换了《通商条约》文本。这个条约强调墨方在华招募的华工必须出于自愿，不得勉强或施诡谲之计，华人在墨往来贸易享有与他国侨民同样的权益。《中墨通商条约》的签订，为两国间开展正常的移民事务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第二次出任公使时期(1907-1910年)

          光绪三十三年(1907)8月16日，66岁的伍廷芳再次受命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4国，为期2年。这一阶段伍廷芳的主要精力放在加快与中南美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维护华侨权益方面。

          早在第一次出使美国等国家时伍廷芳就很重视中南美洲地区，例如古巴，光绪五年(1879)根据中国与西班牙两国的协议清政府在哈瓦那设立了总领事馆，1895年古巴独立战争爆发，1897年古巴获得自治。美国很快插手古巴事务，取代西班牙对古巴实行军事占领。1902年5月5日，美国驻古巴总督宣布移民法，规定在禁例实施期间，中国工人从别国口岸或地方进入古巴被视为非法。这实际上是古巴排华之开端。熟知国际法的伍廷芳对古巴政局的变化十分关注，他分别在4月11日、6月11日、6月21日多次向外务部呈报，指出在古巴的华侨有数万之众，“自应与之立约，以便保护”。经伍廷芳的推动，11月中古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伍廷芳到任不久就向清政府外务部提议：“南美洲之巴西、智利、巴拿马等国华侨分布辄以万计，我国既未派使驻扎，亦无使臣兼辖。……可否请大部统筹全局，除巴西已与我订约外，其余智利、巴拿马等国华民繁聚者一一与之订约，添派驻使或派参赞代办，由他国驻使兼辖。”[2)在1909年12月”日的《奏巴拿马华侨商业情形折》中他再次提出：“南美未订约各国，我国商民旅居各埠甚多，似宜一律同好订约，简使专驻，藉资保护。”同日，伍廷芳上呈了《奏南美无约各国似宜订约遣使以保护华侨片折》，详细陈述了他对与南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他首先指出南美与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巴拿马、厄瓜多尔、智利、阿根廷等16个国家，根据他出访这些国家沿途所见，各城市的华侨多则数千人，少则数百人，总数不下数十万。这些侨民虽然有的已与当地居民杂居通婚，但仍“严奉正朔，一切风俗习惯悉守宗邦”。对故土有更深的感情，“受国种之刺激最深”。出访中，各埠侨界领袖或电函或面呈，要求政府与各国通商，派使节设领事，保护当地侨民，“俾免为外族所凌虐”。由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尚未建交，侨民事务主要是委托美国驻该国使臣设法保护，有鞭长莫及之虞，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他认为由驻美使臣兼管也不妥当，因为驻美使臣现已兼辖4国，其中秘鲁远在南美，遇有重大交涉时实在很不方便。基于以上情况，伍廷芳“以为南美半洲除秘鲁、巴西两国已有约外，其他无约之国，似宜一律通好订约，特简使臣专驻一国，其余分设代办、参赞、领事，以资保卫。庶几贸迁往来，权利弗失，于殖民大计未始无裨。”伍廷芳的努力换来了清朝政府与南美各国的陆续建交。

          在积极推动与南美各国建交的同时，伍廷芳还对已有邦交关系的秘鲁国内华工政策的变化十分关注，极力阻止排华势力的发展。1909年5月14日，秘鲁颁布了一项停止华人移人的法令，规定移民秘鲁者每人需交纳500金镑方可登岸，“直欲实行禁绝我国人进口而后已”。秘鲁这一禁令违背了中秘双方1874年在天津签署的通商友好条约，伍廷芳于是前往秘鲁进行交涉，对秘方提出的理由逐一据理据法予以辩驳。面对伍廷芳合情合理的反驳，秘鲁总统、外长不得不承认事有不妥当之处。总统也感到敌视华工影响了秘鲁工人的生存，“事理之非公”。既然如此，伍廷芳便要求秘方废止苛法。而秘鲁总统则表现出一副无奈的神情，认为他的政府也十分为难，“即敝政府亦殊不以禁止华人为然，无如敝国劳力细民，未闻大道，以为贵国工人源源而来，又皆耐劳勤俭，将以贱值夺其生计。彼乱党遂利用其愚，起而乘之，遂致不靖，常思蠢动。以故敝政府为治安计，不得不暂时委屈以徇之。”“征之公理，固知其不合，然不得已也。”秘鲁政策已定，虽经过与其总统的两次会晤，与波拉斯外长的12次谈判，伍廷芳感到非常失望。最后，8月8日中秘双方签署了停止向秘鲁移民的协议。

          纵观伍廷芳两次出使美洲，护侨是其倾力最多的事务，应该说极力维护华侨的权益，为华人在美洲的活动尽可能争取到比较公正、平等的环境，是这位出身华侨的五邑籍外交家、律师孜孜追求的目标。尽管他也深知在以美国为首的排华势力强大的美洲，留给他的回旋空间很小，但是他更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惟华工在美，为数实属不少，若无海外托足之地，则谋生愈难，不能不全力与争，期于商民有益。”所以出使期间每遇报告华侨权益受侵案件，他都“无不抗辞力辩，笔舌并争”。(1)不幸的是，伍廷芳是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出现在美洲的政治舞台上，公正、平等只是强国的专利，从总体上讲他的所有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也不可能取得积极的回应。伍廷芳个人难以改变一个民族的悲剧命运。这应该是他从1911年开始投身辛亥革命，为建立民国而奋斗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伍廷芳护侨成效有限，但是他常常是在不可为的情况下为之，其艰难的抗争仍然应该给予积极的评价。更难得的是，他常利用自己个人的影响使一些华侨被侵权的事件获得一定程度的解决，受益的自然包括五邑华侨在内。二梅光达在澳洲的护侨抗争

          梅光达于道光三十年(1850)诞生在新宁县端芬乡龙腾里一个小业主家庭，父亲梅扩远凭着加工广东传统工艺装饰品的技术，在山底墟开了一间小店，艰难地维持全家的生活。咸丰九年(1859)，年仅9岁的梅光达告别悲痛而又无奈的父母，随其叔父等乡亲远渡重洋，开始了他漫长的海外移民生活。他们到达目的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阿拉顿矿区之后，与同行的乡亲马上进入到各个矿场，本来还需要大人呵护的梅光达经叔父联系到英格兰人汤玛士?福斯特的杂货店当杂工。梅光达以他的勤奋赢得了福斯特的信任，将每日记账记日志的工作逐渐交给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少年。受采矿人的影响，年幼的梅光达逐渐明确了自己的目标：采矿发财致富，当杂货店的伙计绝不是他到澳洲来的目的，所以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自学地质学知识。这位勤恳忠诚、聪明好学的东方儿童引起了常来杂货店的英格兰人爱丽丝?辛普森夫人的喜爱，在征得经营金矿的丈夫同意后，梅光达被辛普森夫妇收为养子。这一奇遇改变了梅光达后来的生活。

          来到辛普森家，梅光达开始接受严格的西方教育，在养母的影响下成为一名基督徒。随着年龄增长和养父矿场业务的扩大，他更多地协助养父管理矿场，担任翻译，沟通200多位广东籍矿工与场主的联系。同时他自学的地质学知识也给自己带来了财富，在养父的矿场拥有了自己的股份。21岁那年梅光达加人澳大利亚籍，成为澳大利亚公民。1877年养父去世后，已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他放弃了与养母一块去澳洲北部发展的计划，继续留在矿区拓展自己的事业。1882年，梅光达的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由阿拉顿矿区迁到悉尼，开始了向商业发展的计划。他一方面开设进口商行和百货公司，源源不断地从祖国输入丝绸和茶叶，从事中澳贸易；另一方面开设了中国茶楼、酒楼，传播中国饮食文化。矿场和商业的成功发展，又为梅光达向学校、教会、慈善机构捐款，从事公益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1886年，一位端庄的英格兰女教师玛格丽特?史嘉烈不顾家庭的激烈反对毅然接受了梅光达的求婚，这位出身名门的闺秀后来成为梅光达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和维护华侨权益活动的坚定支持者。

          梅光达在澳大利亚的成长和发展过程，正是澳洲排华势力形成、扩大，发展成“白澳政策”的时期。澳洲在它发现金矿但劳动力不足的19世纪50年代，对华人移民持欢迎态度，不少中国劳工进入了澳大利亚。到了50年代的中期，随着华工人数的增长，白人的不满情绪也在积聚。1855年，当地政府组织的“金矿场皇家委员会”提出了限制华人移民的建议。同年6月，维多利亚州议会通过了限制华工移民的法案，规定由中国抵达墨尔本的船只每10吨只能运载1名华工，并由船主为每名华工交纳10镑入境税。这一法案成为澳大利亚各地排华法令的蓝本，助长了排华势力。随后，新南威尔士等州也相继通过排华法令，排华事件不断出现。一些州呼吁以“澳大利亚的利益”为前提各州采取共同的排华行动。1880年，第一次州际会议在墨尔本召开，各殖民地协调对付华侨的行动。限制华人移民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有的州将运载华工的船只限制吨位由10吨提高到50吨，入境税也由10镑提高到50镑。到1888年，一句极富煽动性的口号“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即“白澳政策”在澳洲流行。同年6月，第二次州际会议在悉尼召开，各殖民地决定对华人采取更严厉的限制：每500吨的船只能运载华工1名；限制华人在澳洲的行动自由，禁止由一个州转到另一个州，违者罚重款；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外交措施阻止华人人澳，即使英国属地的香港、新加坡也不得默认华人由当地来澳洲。第二次州际会议的决议实际上标志着澳洲全面排华的开始，各殖民地在排华意识、立法措施等方面达成了一致。自此，中国向澳洲的移民越来越困难，在澳洲的华侨生存环境也日益恶劣。

          梅光达是一个极富同情心、正义感的人，早在协助养父管理矿场时就经常为华工解决各种困难，并把他们的一些合理要求转告养父，为改善华工生产生活条件作了自己的努力，因此成为矿工们的好朋友。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地位的提高，梅光达进入了政界，1883年出任新南威尔士州调查委员会委员，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周旋于澳大利亚政府与华人社团之间，并向清朝政府反映澳洲华侨的问题，提出护侨建议，为反对种族歧视政策维护华侨权益而尽心尽力。梅光达的护侨活动可以分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吁请清朝政府与英国交涉，督其严守中英条约，为赴澳华人提供方便

          根据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理应按此条约接受华人登岸而“毫无禁阻”。然而澳洲按船只吨位限制携带华人数量并交纳入境税的排华政策与此大相径庭。梅光达不仅向前往澳洲调查侨情的王荣和、余携两位使臣反映澳洲殖民政府的违法行为(见图4)，而且还致函国内政府要求通过外交途径促使英国向澳洲各殖民当局施压，平等对待华侨。“中英两国条约俱在，彼英民经商华地者，不独毫无身税，并且雇佣至厚，保护至优；而华民经商英地者，乃任其鱼肉，彼虽以限制华工为辞，然揆之庚申续约(按：指《中英续增条约》)保护华工一条，亦大相违背。”

          对来澳受到刁难的华人，梅光达联合各方力量四处疏通，力争其权益。1888年，一艘名叫“阿富汗”的轮船运载80多名华人到达悉尼港，多数人有完税的凭证，即使按禁止令也应许其登岸，但是悉尼地方官员借口有的凭证是冒名顶替而加以阻止。随后又有3艘船到港，“数百人久留船中，进退维谷，凄惨之情，难以言状。”梅光达和其他侨界领袖一道出面与地方官员争辩，“复到法司衙门控告，幸蒙公判，谓地方官不得违例擅禁华人，凡系照例纳税，即应准其登岸”。这批华人最后得以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一次，有位华人妇女带着孩子从香港搭乘“长沙号”轮船来到悉尼，准备由此乘船去塔斯马尼亚岛与丈夫团聚，但是该岛有严禁搭载它岸华人人岛的法令，使这对华人母子陷入了困境。梅光达闻讯后，立即前往探望并掏钱将母子两人安顿下来，再想法疏通。恰逢塔斯马尼亚岛驻伦敦代领事艾地?道格拉斯因公务经过悉尼，梅光达便到其下榻的旅馆反映情况，得到这位代领事的同情。在艾地的安排下，母子两人才得以成行与亲人团聚。这应该是梅光达曾经帮助过的无数新到华人中的一例。

          (二)吁请清朝政府在澳洲设立领事馆，保护在澳华侨的权益

          澳洲排华政策的推行，也使身在澳洲的华侨日益缺乏安全感。“凡华人出市作小生理者，无赖土人三五成群，屡屡辱骂逞凶，甚有矢石暗投，炮戈相击，轻人命如草芥者，小则受辱忍气，大则禀官轻罚，似此举埠若狂，莫能禁压”，“华人商务日见艰难”。排华政策笼罩下的澳洲“各埠华民，人人汹汹”。受华民的举托，加之梅光达护侨的责任心强，他一方面积极为受害华侨努力讨回公道，另一方面极力向清朝政府提议在澳洲的悉尼、墨尔本等6地设立领事馆保护华侨，他认为这是保护华侨的重要措施，“华人无领事保护，只得饮恨吞声，莫可如何”。1888年，在他第二次返国省亲时，特两次专程去广州拜谒了两广总督张之洞，报告澳洲排华情况以及自己的建议。第二年梅光达从澳大利亚向张之洞发去了《奏派领事保护华工》的呈文，再次“伏求大人俯察远人疾苦，奏派领事前往保护，并乞咨商出使大臣，与英廷按约理论，令去苛例，以敦邦交，则新金山五、六万华人有生之日，皆戴德之年矣。俯乞恩准施行”。12]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直至1907年才从英国争取到在澳洲设立领事馆的权利。

          梅光达为了华侨获得公正、人道的对待而进行的抗争，在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社会中仍然得到了一些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澳大利亚人士的尊敬。澳洲社会名流约翰?罗伯逊说：“梅光达是一位不平凡的人，他虽然身处在一个反华社会中，仍以勤奋、廉正和活力在社会中赢得了最高荣誉。”澳大利亚著名的诗人亨利?柏克斯为梅光达写下了这样的诗章：

          啊!梅光达，

          慷慨正直，

          你是

          世界上心灵最高尚的人，

          充满爱心与仁慈。

          你用一颗燃烧着爱的心，

          去温暖无依无靠的生灵。

          1903年7月26日，梅光达在悉尼病逝，享年53岁。出殡那天，3000多名悉尼的华侨和市民自发地为这位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反抗种族歧视的斗士送葬，澳大利亚的报刊也载文称颂他是出生在中国的杰出儿子，是集中国人勤劳、智慧与才干于一身的伟大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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