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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节海外移民的血泪

http://www.jmnews.com.cn 2004-9-29 17:31 江门新闻网

　　当“赊单华工”也好，被卖“猪仔”也罢，早年五邑籍华侨出国的命运都是非常悲惨的，有的人自从跨出家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或葬身波涛汹涌的太平洋，或长眠于异国他乡荒凉的山冈，出国之路是由他们的白骨和鲜血筑成的。每个人，每一家，每条村，都有说不完的辛酸史，流不完的伤心泪。

          让我们先看看他们的自述：

          郑阿安供：年四十岁，广东恩平县人。在家作手艺的。咸丰二年被人骗到澳门做工，我就同他到澳门，入猪仔馆打合同一张，洋二元[原文如此，疑“洋”后掉“钱”字]，未见到西洋官。十一月开船。到夏湾拿[即古巴哈瓦那]卖到科垄属下糖寮，待我极凶酷。

          文长泰供：年三十九岁，广东新会县人。在家读书，我来时才十九岁，被人拐去江门，搭小船到澳门，见洋官，给合同一张，洋钱一元。咸丰三年十二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糖寮。

          梁阿照供：年六十八岁，广东新会县人。我在前山开香铺，有向来共买卖的高阿苗说去上海作生意办货，我也想去上海买货，他又约我去游玩，我带了几百银子，同他到澳门街落船，我怕错上猪仔船，他说一定是上海船。不料上船就是猪仔船，高阿苗转眼即不见，我明白被骗了，真是想不到。

          崔安供：年三十六岁，广东新会县人。向来做纸生意，有邻人温阿珍对我及表亲八人说，到澳门可觅工做，不料带我入虏那哈猪仔馆，关住三日，逼我去打合同，并无银给，我得有衣服一套下船，于咸丰五年十月开行。

          梁阿英供：年四十一岁，广东新会县人。在家耕田，因父母死了，无生意作，遇见人叫我到新加坡打工，就到澳门，带入猪仔行。立合同，未见过西洋官。我不想来，猪仔头共给我洋钱一元半。咸丰六年二月到夏湾拿。

          朱甲先供：年四十一岁，广东新宁县人。我是客家，耕田为业，被本地人欺负，把我拿出卖与大西洋人，是澳门猪仔馆，逼我画合同，给我一套衣服，咸丰七年二月开船

          梁阿壬供：年三十六岁，广东新宁县人。在家剃头生理有个同姓兄弟，叫我到澳门作工，到了澳门入白麻行，住了一月，我不欲出洋，不能由我自主。咸丰八年正月，立合同一纸，洋钱一元，西洋官问过，我说不愿，他说下船再说。后来下船即开，不能上岸。

          林阿龙供：年六十五岁，广东新宁县人。在家内作外科医生。咸丰八年正月，有人叫我到澳门医病，就被拐进猪仔馆。我是向来未见过洋行的，我进出不知道怎样，也未见过西洋官，到船上即开。

          周阿未供：年四十二岁，广东新会县人。在家织布，因去江门，晚上栅闸关了，不得回家，就遇见姓黄的留我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就问搭澳门渡船能到新会么?他说船到新会城外停住你下去，后来并不停，一直到澳门，带我入和盛猪仔行，我才知道把我卖猪仔行内，不准出来。

          叶伴凤供：年三十岁，广东新宁县人。同治二年十月，因地方乱，有猪仔头骗我说出洋做工，见西洋官，立合同，给银八元。十二月开船。

          黄阿满供：年五十六岁，广东新宁县人。我在家里山上作日，被人拐到澳门，共八个人，给合同一张，无钱。同治二年十二月，下船即开。

          钟南斗供：年三十九岁，广东开平县人。我因客家乱，走到鹤山，被人骗我到澳门，进猪仔馆打合同一张，收银八元。同治二年九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科垄糖寮。

          李阿新供：年三十三岁，广东新会县人。在广州府家伙铺作工。赌钱输了，不敢回铺，遇见猪仔头告诉我到澳门有事作，我到澳门猪仔馆住了两天，带我见西洋官，我在路上说不愿立合同出洋，猪仔头就打。后只得立合同了，上船给洋钱八元，同治三年十月开船。

          关阿明供：年三十八岁，广东开平县人。同治四年冬间，被族叔关连登及关阿九诱我往荻海墟还帐与我，不料骗我到澳门新昌记猪仔馆。猪仔头是新宁县人余阿福、余阿得，将我关住，我不愿来，被他们六七人拳打脚踢，几乎死去。闻得西洋官过堂时，他们叫一烂脚乞丐张阿三顶名立合同，硬绑我下船。

          刘阿松供：年三十四岁，广东新宁县人。我是作水手的。同治四年正月，我到澳门，有朋友请我喝酒，我醉了，带我上猪仔船，上船即开。到夏湾拿卖到糖寮。

          谭连进供：年三十四岁，广东开平县人。我在家作小生意，被李阿达(新宁县人)骗到澳门作生意，我就跟到澳门，送入猪仔馆。我等他不来，不准出去，后见番官打合同一张，收银八元。同治七年开船。

          黄阿成供：年二十八岁，广东新会县人。我作水手的。同治十一年，在澳门上驳船，到外国船上讨帐，我事办完已下驳船，外国水手下来把我捆上，仍拉上船，我即刻喊叫，并无人回应。

          梁丁供：年二十八岁，广东新会县人。在家作戏子。因无事可做，有新宁人约我可到澳门去唱戏，到澳门带我到安记猪仔馆，见西洋官，立合同，收洋钱八元。同治十一年七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格颠刺司属下三安多里婀糖寮。

          黄登家供：年二十五岁，‘广东新会县人。从前作油酒铺生意。有亲戚黄阿惠住在石坎，叫我到澳门寻生意，我同他去，住了几天，叫我见西洋官顶名，我立合同，亲戚告诉我下船等半个时辰，那个本人就来换了，后来不见人来，阿惠也不见了，本想上岸，船上见了不许，又重打。同治十二年八月开船。

          我们从百余名五邑籍华工的调查中摘录出的上述自述，使后人看到了一幕幕具体而辛酸的移民悲剧。出洋前虽然人们的职业不同，有的种田，有的做生意，有的读书，有的唱戏，有的习手艺……，但是被蒙骗被强制押进地狱般的猪仔馆、猪仔船，开始他们苦难的历程则是相同的。五邑地区这种猪仔贩运从道光末年开始，1849年美国旧金山“冈州会馆”的成立，说明此前已有台山、新会、开平、恩平的移民到了这里。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是苦力贸易的高峰期，所以我们看到的上述华工自述情况就是集中在这个阶段发生的。直到光绪年间，这种反人道的拐骗华工的惨剧仍时有上演。光绪四年(1878)四月，番禺破获美国同孚洋行为秘鲁拐招华工的案件，包括两名鹤山人在内的40多人获救。光绪七年(1881)五月，在南海县迎珠街义和隆客栈黄亚均等6名五邑籍“猪仔”(新会1人、鹤山5人)获救。光绪十年(1884)五月，第三批680名契约华工抵达牙买加，其中有20余人就来自台山、新会等地。这也是到牙买加的最后一批契约华工(牙买加称“合约华工”)。光绪十七年(1891)旅美华侨、台山都斛人卫老英(人称“猪仔头”，又称“客头”)与英、美公司签约，从香港、澳门招华工1800多人到墨西哥，新会的李柱君就在其中。

          五邑籍契约华工主要前往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他们的出洋绝大部分都是不情愿的，是在始而诱骗，继而武力威逼，无可奈何地踏上了血腥的死亡之途。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二十八日，古巴华工、新会李承训的控诉就生动地揭示了被卖猪仔过程中复杂的心理活动和逼迫无奈的境遇：

          窃我幼家贫，谨承父严训。行年十八岁，舌耕江门镇。壬申岁父殁，五月之中旬。求施于乡党，得钱三千文。叩谢乎闾里，归家议葬亲。因丧而失馆，家无粒粟贫。愿往亲友处，觅枝以栖身。路遇梁阿高，小泽乡中民。旧识谈往事，复假问寒温。云澳一艇户，其家颇称殷。修金一十元，邀我为西宾。我信以为然，随到澳门津。伊指一洋船，云即我东人。乃用小艇往，半海露情真。云往吕宋国，我初不愿闻。伊出铁利器，不从定丧身。念家存老母，妻儿女成群。若然身丧后，合家靠谁怜?迫得乃从权，泣叹生不辰。到此古巴岛，与奴隶为伦。

          即使一些“自愿”走进猪仔馆的华工也是被花言巧语所迷惑。正如古巴华工、恩平人汤壬秀等所言：“民等雇工此境，被骗拐而来者十有七八，谁愿洋海飘涉?”前面提到光绪七年(1881)黄亚均等6人之所以走进南海义和隆客栈，完全是受了到檀香山打工每月可挣银10元，20个月期满后去留自便的欺骗宣传。猪仔头正是利用人们希望多挣钱而对外界又知之甚少极易上当的特点才屡屡得手。

          从前引材料中我们还看到，五邑籍华工落人猪仔头之手，有的是在广州、番禺、南海、澳门，还有一些就在五邑地区，甚至自己的家门口。猪仔头拐骗华工的网络编织到了五邑城乡。据陆佑回忆：当年他在新会就经常看到猪仔头穿行于墟集和村庄，一有机会便大肆宣传南洋如何富裕，做工收入很多，容易发财；有时还带了一两个“活招牌”回来，说是某县某乡人，过埠开矿不过十年八载，便赚了大钱，衣锦荣归。这些手法渐渐影响了许多穷苦无业的人，于是进一步用甜言蜜语找对方交游饮食，借钱与之花费。等到混熟了，才提出代垫旅费和预支安家费等等，并答允抵埠后即有工作，诱骗对方签订“受雇契约”，使之走进卖身的圈套。如上述方法不灵，则用放高利贷的手段，等对方到期无力偿还然后加以威迫；或用局赌方法引诱无知者人彀，赌输时胁迫签约受雇。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新宁县人吴华长，本开有一间小茶铺，因生意清淡，受开平人吴阿友之邀去广州觅工，不想在开平一下船就被关人舱底，拉到澳门卖人猪仔馆。同年十二月被贩卖的恩平农民吴张思则遭受到更为野蛮的威迫：“有一晚人市买物，回来半路被三个人捉我，关人一间房屋内。次早押我落艇，艇上已先捉有数十人，驶落澳门。”据同治七年(1868)抓获的9名猪仔头供认，他们在二、三、五、六、十二等5个月间就在恩平、新宁、新会拐骗华工148人。其中“单干户”文亚明4个月中就6次诱拐新会6人。像文亚明这样的单干风险很大，多数是有分工、有组织地进行的。如同治七年抓获的9人中有6人是一个团伙，统一由梅耀观负责运输，其余5人分赴五邑各地实施诱拐绑架，不料在新宁至闸坡海面被抓获。猪仔头往往以熟人、同乡、亲戚关系为掩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正是有这层保护色，才使多数被拐骗者失去警惕。

          五邑籍华工自落人猪仔船始，等待他们的便是皮鞭、棍棒、饥饿、疾病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死亡的阴影时常在他们头上盘旋。经过几个月“海上浮动地狱”中缺水少食的颠簸，以及疾病和绝望痛苦的煎熬，在港口迎接他们的则是人肉市场嘈杂的喧嚣，接下来那长达数年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身负脚镣披星戴月的劳动折磨更是炼狱般的煎熬。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十日恩平、新会籍古巴华工向前来调查的中国官员控诉：“古巴一岛，形如鳄鱼，毒气熏蒸，迥殊别处。糖寮林立，四望蔗田纵横，千百里中，监房不下数千间，脚铐不止数万副。内中被虐工人，呼冤受痛之声，皮开肉裂之形，刎颈悬梁，吞烟投水之事，不一而足。”在美洲、在澳洲，五邑籍华工们遭受的是同样的命运。很多人离开故土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连骨灰也撒在异国他乡，成为海外孤魂。

          华工们被欺骗、贩卖，给家乡给亲人也带来无尽的苦难。道光年间贡生、鹤山人易其彬的一曲《卖猪叹》形象地唱出了“猪仔”被骗卖的经历和给家人造成的经济、心理等方面的危害，因而在侨乡广为流传至今：

          朝亦闻卖猪，暮亦闻卖猪，朋友忽相值，辄云慎防虞，出门久不归，惶惶寻路衢。

          番儿竟何为，买人以猪呼，奸民贪其金，掠买将人愚：“红毛宝藏国，金山跨珠湖，去时为陈胜，归来为陶朱，肥甘足汝口，轻暖足汝躯。”

          贫民闻辄喜，争从番儿组，或有不受欺，白刃来相驱，一登番儿船，入笠难逃逋。

          汝行执行事，汝去托何区，传闻乡异词，骨肉知何如，虽不知何如，总然鲜安居，不胜番儿役，鞭扑无完肤，天风何惨惨，云雨常载涂。父母不可唤，兄弟隔海隅，此生有归期，敢怨衣食无?死为冻死鬼，犹得依吾庐。

          良民自涕泣，奸民自欢娱，一身曳纨彀，妻孥缀琼琚，每食必玉馔，每饮必芳醐，日吸西洋坭，夜宴珠江妹，一掷轻万钱，千金获须臾。君莫嗔奸民，奸民如虎豹，虎豹亦可惜，大吏诚宽舒，岂无捕以献?倏忽归其间。

          道途逢老翁，菜色霜鬓须，绕膝诸孩孙，垢面啼呱呱，前岁方失母，父今为番奴，我老已苦此，何能携众雏?言有同乡归，十载离鸾孤，溯自高曾来，仃伶寡友于，一子硕果存，宝之如常珠，昨日喜成人，今日供罹罩，剩有新娶妇，含啼对阿姑，我听老翁言，不答徒嘻吁，闻道只今年，卖猪十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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