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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城市的高楼越建越高，一幢普通的住宅楼栖居着一百几十人，有些甚至多达几百人。住户们每天在门口梯间频密地聚散，本应很容易孕育出弥笃的情谊，故在过去才有“远亲不如近邻”之说。但在今时今日，“守望相助”的传统睦邻关系却变了样。大家在同一屋檐下出入上落，彼此总觉得互相间存在着不冷不热的距离。凡事慎言谨行，满口模棱两可的闪烁之词。真心的话，统统留待回家再说。
城市的家居，安全措施几乎达到了牢狱的设防级数：不仅重门深锁、栏笼网罩、屏挡幕遮，而且门灯、门铃、猫眼、对讲机、闭路电视等监控设施一应俱全，只欠荷枪的警卫而已。固囿，是城市人自闭式生活的一个鲜明特征。对此，有人会认为在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舒适的生活空间的同时，也许会觉得在无奈地给家人编织了一个作茧自缚的樊笼。不管怎样，关门闭户的生活形态在封闭自己的同时，实际上也隔离了邻居，排斥大众的沟通和关爱，结果令各家各户都陷入孤寂与冷漠之中。怪不得我的母亲当年在父亲逝世后，便不顾风烛残年的岁数，断然谢绝所有孝子贤孙的热情挽留，义无反顾地离开喧闹的城市，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在残破的祖屋里与旧邻居为伴，度过几年她认为是最身心舒畅的日子，才在一夜之间无疾而终。
我想，母亲的选择并非出于老人特有的固执。她知道城市人谋生不易，无论大人或小孩都各有各的忙碌，儿孙们这一辈绝不可能放下饭碗和书包整天陪伴自己，白天只能留下她形单影只地独守空房。好几次我曾听到她喃喃自语：“餐餐食龙肉都无味，捱时辰捱日子，闷到死。”由此可见，母亲逼切渴望的并不是优越的物质享受，而只是人际间的沟通和情感上的释放。然而，封闭式的城市生活，却让她失望。所以她唯有想到了故乡，想起了久违的旧邻居。
故乡是值得眷恋的，何况那里还有我几十年前的金色童年。在印象中，故乡座落在侨乡郊区一片禾田环抱、篁竹掩映的土地上，近百户人家的屋宅清一色是两层结构、青砖红瓦的清末民初五邑华侨大屋。外观造型规模一致，屋与屋纵向相对，巷与巷横排并列，整个布局非常匀称规整。正门口一律用长条麻石砌筑，设有矮门、趟栊和镶着铜环的大木门。不过，三重门栊在白天甚少关闭，即使屋内空无一人也只是虚掩一下，谁稍为用力一推门即会打开。
大概是因为各家的门户仿似“无厣鸡笼”的缘故吧，故而邻居互相串门闲聊、借针线、讨火柴的事情很普通。就连“细佬仔”去捉鱼归来，也可以随便走入某家某户，无拘无束地到天井的水井里吊一两桶井水洗脸洗脚，又或者直入厨房舀一壳凉水解渴。炎夏夜晚，各户人家在天棚铺上竹席、摇着葵扇乘凉，前后邻居就凭着栏杆、隔着窄巷谈天说地。
村里最热闹又最紧张的日子，就是有人家做红白大事的时候了，那个场面简直就如倒泻一箩蟹。叔伯婶姆也好，三姑六婆也罢，大家都不招自来，在巷头巷尾忙个不停，并按古老习俗操办着各种礼仪祭节。不够餐台，东家借床板，西家借碗筷，挂灯笼搭幕帐等等，整条村子沸沸扬扬、热闹非凡。乡里同井的生活，同声相应的邻居，显然是母亲长期埋藏于心底而又在临终前复求的期盼。
今时今日，我在这幢大厦居住已近１０年，但与同楼邻居的相处却一直停留在脸孔相熟的层面上，充其量在不期而遇时多了一个微笑的点头。更离谱的是，连对方的姓氏也搞不清楚。我常在思索，“隔里邻舍”，本是一个淳朴而亲切的街坊称呼，可随着时移世易，那浓郁的乡土气息竟在城市里飘散得如此稀薄，最后隔阻在一扇扇冰冷的铁门之外。(澳门 刀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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