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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这篇纪念沙飞的文章，是根据沙飞的女儿王雁女士在今年１０月２１日参加我市举行的“鲁迅与侨乡文化”的研究会上的发言稿整理的。
沙飞原名司徒传，开平赤坎人。沙飞是中国革命军队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的第一任领导者，是他和战友们拍摄及保存了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最完整的照片档案。
他的事迹本版曾于去年９月７日和今年９月１５日分别作过介绍。本期整理刊发的沙飞的女儿王雁女士的文章，更翔实地展现了一个真实的沙飞，一位令人敬佩的革命战士。这位摄影先驱永远是侨乡人民的荣耀，永远是侨乡人民的骄傲。
图为２００２年１１月，王雁（左）姐妹回故居开平赤钦岚头村
“绿也居庐”寻找父亲的遗物时留影。 余沛连 摄
１９５０年３月４日，我的父亲——摄影家沙飞，在石家庄告别人世时，带走的惟一东西，就是他在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拍摄的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及其葬礼的１０多张照片底片。
一张照片改变人生
沙飞和妻子王辉为去蜜月旅行买了照相机，从此沙飞便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努力钻研摄影技术。
当他拿着相机，把目光转向社会底层时，他被穷人的苦难打动，开始拍摄富有人道主义的照片。他拍摄了在饥饿中挣扎的人力车夫、流离失所的灾民、呼号求乞的盲人、骨瘦如柴的流浪儿和疲于奔命的码头工人。１９３５年６月，沙飞以别名司徒怀加入了上海黑白影社。
１９３６年初，沙飞拿了一本外国画报回家给妻子看。在这本画报中，有一张照片是关于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在１９１４年６月到访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手枪打死的场景，这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沙飞激动地对妻子说：“当时一个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一直打开着，保持随时可以拍摄的状态，他拍下了这历史的场面。我要当摄影记者，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他说这话时，血液沸腾、眼睛有着奇异的光彩。这张照片改变了沙飞的人生，他毅然选择摄影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
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
１９３６年９月，沙飞离开汕头，满怀勇气地去到上海。从此，他开始了动荡的生活，并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个重要的瞬间。他后来考取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他因与画家司徒乔、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喜欢摄影的牙科医生司徒博等族亲的来往，认识了上海的左翼木刻家。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８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上，沙飞见到了鲁迅先生并为之拍摄。１０月２８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了沙飞的文章《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文章里说：“……最后的一天——１０月８日，１２时半，我去食饭，饭后赶回会场，不料鲁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还未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地在批评作品的好坏。 他活像一位母亲，年青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我也快乐极了，乘机偷偷地拍了一张照片。昨天来过的那个女记者和两位美国人一同来选画，她早已认得鲁迅，一见面就很亲热地握手，然后再坐下来谈话，这时我又焦急起来了，站到他们的对面又偷摄了这一幕，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啊。鲁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时候才走，给人们留下一个极亲切的印象。”
后来，沙飞把自己冲洗放大的照片寄给鲁迅先生，并在其中两张照片背面写了字。一张照片背面写的是：“鲁迅先生在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另一张写的是：“（鲁迅先生）１０月８日在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版权归作者保留，稿费请寄上海蒲石路怡安坊５４号沙飞收。”６０多年后，鲁迅之子周海婴发现了这些照片背后的字，亲自翻拍并送给笔者。沙飞还给奥地利籍女记者魏璐诗寄了一张她与鲁迅的照片。
笔者２００３年在南京采访了刘平若（笔名曹白），他是沙飞拍摄的《鲁迅与木刻家》组照中惟一健在的人。老人说：“当时我不认识沙飞，也不认识在场其他木刻家，不知道有人拍照。鲁迅去世后，我从报刊上见到照片。后来沙飞送给我４张照片。”刘平若在纪念鲁迅逝世４０周年的画册中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几张照片旁，全部亲笔注明“沙飞密拍”。
人民日报社的季音先生回忆，他与林夫于１９４０年在上饶集中营相识。林夫直到１９４２年被杀害，身上都一直带着沙飞拍摄的他与鲁迅及其他木刻家的照片。
吴渤（笔名白危）的女儿吴海燕１９９６年给笔者来信说：“对于历史的记忆，来自父亲与鲁迅先生的合影，这一张张珍贵的相片伴随我们全家走过半个世纪风雨。即使在父亲被关进‘牛棚’，全家被扫地出门的年代，它始终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２００３年笔者在上海吴海燕家，看到沙飞６０多年前送给她父亲的两张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竟然是她从未见过的，据说还有底片，可惜丢失了。
鲁迅在第二届全国木刻展上拍的照片，刻画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轩昂气质，成为鲁迅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肖像。这是沙飞拍摄的第一组新闻照片。他成功了！这组照片奠定了他今后的职业基础。他知道自己选择摄影作为终生事业的决定是正确的。
沙飞的战友石少华回忆说：“沙飞曾对我说：‘我拍鲁迅和青年木刻家谈话的照片，先把谈话的情景拍下来，又从各个角度，拍鲁迅先生的特写，把先生的风度、对年青人的关心等，根据我的感受，用摄影手段表现出来。作为新闻照片，第一张就够用了，但这机会非常难得，我拍完第一张照片后，没有放过这宝贵的历史时刻，继续细心观察，拍摄鲁迅的特写镜头。这是先生最后一次抱病参加活动。假如我不是如此认真地拍摄，一定终身遗憾，也有负于历史。’”
正当沙飞还沉浸在为鲁迅先生拍摄了照片的兴奋之际，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一早，他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当时，他惊呆了，随即背上照相机，直奔大陆新村鲁迅先生的寓所。他默立在先生遗体前，深深鞠了３个躬，然后轻轻打开照相机，连按了几下快门。
２００１年笔者到太原拜访力群先生，他回忆：“３０年代我在上海美术、版画界活动时见过沙飞，不太熟。木刻展我一直在，认识沙飞就是在那时候，他一开始就参加展览的工作，我们都在一起。当时他穿深颜色西装，打领带，很活跃。１０月８日那天，我因给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写标语，不在场。我回到展览会时，黄新波告诉我，鲁迅先生刚走，我们与先生谈话时，司徒兄给我们拍照了。那些照片是在鲁迅死后不久看到的。沙飞给鹿地亘夫妇和我们拍了照片。鲁迅逝世后，池田把我和曹白接去。我为鲁迅先生画了４张遗像。我和曹白在的时候沙飞去了。”
在鲁迅的灵堂里，摆放着两张遗像：大照片是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于１９３３年５月拍摄的，小照片是沙飞在鲁迅去世前１１天拍摄的。司徒乔和司徒慧敏一起到殡仪馆，一直守在那里的沙飞见到了他们。乔忍住悲痛，打开画夹，画下鲁迅的最后瞬间。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鲁迅丧仪《礼物登录腾清》中的一页记载着：“１１９ 沙飞照相（照片）二个。”这是他奉献给鲁迅先生的祭品。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鲁迅葬礼的全过程。
沙飞要发表鲁迅的照片，要给自己起一个笔名。他热爱祖国、向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对，就叫沙飞
他把照片投寄给上海、广东各大报刊。《作家》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号“哀悼鲁迅先生特辑”、《生活星期刊》１９３６年第一卷第２１号和２２号、《良友》１９３６年１２１期、《中流》１９３６年１１期、《时代画报》１９３６年１１期、《光明》１９３６年第一卷第十号“哀悼鲁迅先生特辑”、《文季月刊》１９３６年１１期等先后刊登了署名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等照片。有的刊登在封面，有的与司徒乔画的鲁迅像同期发表。
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８日艺术版《悼念鲁迅专刊》刊登了沙飞文章的同时，刊有李桦的文章及其木刻《最后的鲁迅先生》和编者志：“根据１０月８日下午２时在上海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场上摄的照片刻，距离死时只有１０天，恐怕是最后的一个遗照。”广东开平籍画家罗工柳在《艺术对话录》中曾谈到，他没见过鲁迅。１９３６年鲁迅先生去世后，他参照沙飞的照片，创作了一幅《鲁迅像》的木刻，该画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９日《哀悼鲁迅先生特刊》刊登了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死后遗容》。香港《大众日报》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０日副刊《大众动向》版《追悼鲁迅先生特刊》刊登了沙飞的文章《鲁迅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汕头《先声晚报》副刊《海岸线》版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日发表了沙飞拍摄的《长眠了的鲁迅》、《他正在和青年木刻家说话》两张照片。
鲁迅先生走了，摄影家“沙飞”诞生了。
两次个展是两次“艺术探险”
沙飞曾对司徒乔说：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上我听人议论，先生是被给他治病的日本医生害死的。他对妻子也说过此事。鲁迅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成为沙飞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沙飞买了一本鲁迅亲自选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他最喜欢其中的第２０幅画《面包》。后来，他把这幅画带到战火纷飞的华北前线，一直挂在自己的房间。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３日至５日，沙飞第一次个人摄影展览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展出作品１１４张，有关鲁迅先生的照片２６张。
沙飞于１９３７年１月初到达广西省会桂林。
《桂林日报》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８日发表了沙飞的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
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
不怕你有锋利的武器、凶狠与猖狂，
我决不再忍辱、退让，
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
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
但我决不像那无耻的、
在屠刀下呻吟的牛羊，
我要为争取生存而流出最后的一滴热血，
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
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
我没有刀枪，只有二只拳头和一颗自信的心，
但是自信心就可以粉碎你所有的力量，
我未必会死在沙场的，虽然我愿战死沙场。
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５日至２７日沙飞在桂林初级中学举办第二次个人摄影展览，共展出１００张作品，其中“纪念鲁迅先生”照片２０张。在沙飞摄影展专刊《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照片下面，有他亲笔写的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对恶势力毫不妥协的伟大精神奋斗到底。沙飞１９３７年元旦。”摄影展专刊中还有陈望道、千家驹、马宗融、李桦等写的文章。
在摄影展中，沙飞把鲁迅的照片标价１０万元。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先生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想卖。”千家驹先生说，那就写明“非卖品”。他采纳了。沙飞的两次个展都引起轰动。当时有观众留言说他的个展是“艺术探险”。
带着相机奔赴战场
沙飞在桂林举办的摄影展览闭幕后第１０天，卢沟桥的枪声响了。他知道，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用照相机记录历史，是摄影记者的使命。
《广西日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５日刊登了沙飞的文章《摄影与救亡》。随即，沙飞带着鲁迅的照片底片、朋友们捐助的摄影器材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他８月底到达山西太原，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
１９３７年底，沙飞在河北正式参加八路军。他用照相机拍摄了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打击侵略者的照片；他拍摄了日寇暴行的照片；他拍摄了百团大战、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的照片；他拍摄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白求恩的照片；他拍摄了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将士、人民生产生活、青年踊跃参军的照片；他拍摄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活动、国际友人参观与工作的照片；他拍摄了抗战胜利后张家口工厂恢复生产的照片……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壮丽画卷，记录了中华民族的一段历史。１９４１年５月１日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抗敌三日刊》上，沙飞发表文章《我最后见到鲁迅先生的一天》及照片《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
与鲁迅的照片底片生死相随
１９４８年５月，沙飞因肺结核住进了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那里有很多留用的日本医护人员。他住院期间，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现在又害我。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沙飞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本籍医生津泽胜。１９５０年３月４日，沙飞在石家庄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当时，他未满３８岁。在沙飞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伴随着他的有白求恩遗赠的照相机和鲁迅的照片底片。
１９８６年５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遂撤消原判决。
沙飞死后，他的遗物拿到了北京华北画报社（即解放军画报社前身）。他的战友吴群、李遇寅发现没有鲁迅的底片时，立即写信追这些底片的下落。他们都知道，沙飞对鲁迅底片很珍爱，用防潮纸单独包好每张底片，再把１０多张底片放在一个小铁盒里。１３年来，他一直把小铁盒放在上衣口袋。
１９５０午４月５日，负责关押沙飞并执刑的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就鲁迅底片回函：“关于沙飞所摄制之鲁迅先生的底片，来时他要求自己保存，怕遗失。当时负责检查的同志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这回事，没有把底片要过来。底片现在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来了。”沙飞的家人一直不知道他葬在哪里。经过多年寻找，通过知情人了解到，沙飞的棺木经过两次迁移，埋葬在石家庄殡仪馆后院的墙角。这是大概的位置。
鲁迅的照片底片与沙飞生死相随，将近７０年。
人民没有忘记他
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０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发表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研究员蔡毅的文章《天国里飞舞着一粒沙——写在沙飞辞世五十年之际》，文中写道：
沙飞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沉寂和非难。
当人们重新审视中国摄影发展历史的时候，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后人：
沙飞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个提出摄影武器论的人。
沙飞是中国革命军队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
沙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的第一任领导者。
沙飞和他的战友们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份新闻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
沙飞和他的战友们拍摄和保存了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最完整的照片档案。
沙飞和他的战友们建立和发展了中国革命摄影队伍……
沙飞是遗憾的，他在自己最爱的事业上拼搏了仅仅１０余年，那么多的理想和愿望还没有实现。沙飞又是幸运的，他的家人一直深爱着他，他的战友一直思念着他。沙飞更是自豪的，他和他的战友们创造了中国摄影史乃至世界摄影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他被后人称为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先驱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摄影史上划时代的人物。
在中国摄影史上，谁人受过这等评价、谁人受过这等赞誉、谁人受过这等爱戴、谁人受过这等怀念……
沙飞受到了。
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０日，在沙飞诞辰９２周年之际，在他去世的石家庄市双凤山陵园举行了沙飞铜像揭幕仪式。人民日报社、新华通讯社、解放军画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鲁迅博物馆、石家庄市等单位的代表，沙飞的老战友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摄影家协会主席邵华等人，还有沙飞的５个子女及亲友参加了铜像揭幕仪式。
沙飞夫人、９３岁的王辉让孩子们带去了她无限的思念及不渝的爱。（王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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