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汉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自清以来，这成为了很多汉族人的确认自身的问题。人们在谦和、自抑、内敛的儒家氛围中生老病死，却怀念着外向、强硬的汉唐时代。

　　我们怀念汉朝，更多地是怀念一种曾经有过的精神和气势。就经济水平而言，汉武时期跟本无法和盛唐相比，就文明高度而言，也根本无法与后世相比肩。

　　但汉是一个民族的少年时代，那少年还未经儒家调教，朴拙雄浑，有着一种蓬勃的朝气和野性，崇尚原始的力量。《鸿门宴》中，项羽欣赏好汉的方式是“赐一生彘肩”；而在朝廷初立之时，刘邦最发愁的事情是大臣们都没有规矩，在朝堂上一吵起来就乱砍宫里的柱子；那时候的人爱恨也很直接，手段亦不惮极端：吕后恨人的方式，是直接把人剁成肉醢，或者把受宠的妃子四肢砍去。比起电视剧《金枝欲孽》里往洗脸水里下药、诱使敌人触犯宫规等等勾心斗角的行当，虽然残忍，但更为鲜明果决。如果不是这股野气，想来在物质条件具备之后，也不可能将“野蛮人”匈奴赶出大漠。

　　其实胡玫是非常想体现出汉人的“血性”和“霸气”的，她说她选择陈宝国就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霸气”。但“霸气”之所以令人向往，其背后是当歌则歌、当哭则哭的真性情和万丈雄心。在古代的画像和雕刻中，汉武帝的形象大多体态宏伟，表情生动。画像虽然不一定真实，但却证实在人们眼中，一个开拓时期的君王应当是这个样子的。

　　而电视剧中虽然也着意地想表现出这一块，并让汉武帝亲口说出：“我就是要破坏这些规矩。”但陈宝国的表演基本上是不动声色、深沉坚毅。更像充分接受过儒家修身教诲熏陶的帝王，而不太像率性而为的汉武帝。

　　有汉一代，有着太多传奇的少年汉人。卫青和霍去病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偶像派，而他们吸引人的共同点都是冒险精神和英俊面貌。尽管正史上对卫青在平阳公主府上的情形仅仅是“骑奴”寥寥几个汉字，但野史中一直有卫青和平阳公主相爱，卫青七出匈奴的很大动力是为了建立军功来迎娶平阳公主的传说。

　　这么一位身载浪漫传奇的汉人，在剧中竟然成为一位在新婚之夜只感谢恩主，时刻谨记君臣名分的唯诺男人，让人失望。

　　从《雍正王朝》到《汉武大帝》，胡玫一直在努力地呈现所谓的“正史”。只是正史并不意味着急切地交代历史事实，如果是那样，我们不如直接去找本《史记》、《汉书》来看。对除历史学家之外的普通人来说，历史之所以引人入胜，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对先人的想象。如果说雍正给我们提供的更多的想象在于一个禁锢王朝中的阴谋、斗争；大汉在我们的心目中则是一个充满了冒险、自由、开拓的时代，汉武帝无论在正史和野史中都成为汉代重点，也在于他成为这种精神的集中象征。

　　《汉武大帝》最失败的地方，不在于超前时代用了几句成语，也不在于没有用文言文而用了现代语言，正是在于对整体的汉朝气质的把握。所有对所谓细节和硬伤的挑剔，其实都只不过是观众隐隐意味到了电视剧与自己想象中的差距，却无法详细将之表达出来的焦虑的映象。马戎戎(北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