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今天的会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 时间：17:41
布鲁金斯：作为主持人，再次感谢发言嘉宾，他们都非常的守时，而且他们讲的话内容都是非常丰富的。
谢谢各位。我也知道大家都非常想休息了，在此之前，我想再次代表各位感谢王市长，组织这次非常优秀的大会，包括午餐、会场，还有我们所受到的欢迎，简直是无与伦比，这里有很多的组织工作，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感谢的。
- 时间：17:41
朱汉辉：欧洲有一家非常大的生产巧克力的厂商，在我们做可行性研究之前，我们要考虑风险管理的问题，风险管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样对投资做出保护，使得我们最后的决定，就是我们要将销售分成50：50，也就是说如果投资百分之百的话，50％是会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而另外50％是会在海外市场销售的。我们的巧克力将会卖到欧洲，这样的一种50：50的市场分离，实际上是对我们的风险进行管理。这里牵涉的因素，比如说劳动力的因素，还有一些障碍，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既抓住国内的市场，也抓住国外的市场，所以对我们来说，实际上中国国内市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现在中国的市场还并没有饱和，还有很多的潜力可以挖掘，这是我们在做投资时的一个步骤，或者说考虑的程序。
- 时间：17:40
朱汉辉：我给大家讲一讲最近我们做的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吧。
- 时间：17:38
任培善：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转型，想要成为一个服务型的公司，想要将更多的服务带到中国来。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利用这里的技工，但是现在我们想利用这里的价值链，所以重心不一样了，所以市场的中心和饱和度对我们不是一个问题。
- 时间：17:38
现场提问：我想请问嘉宾，国内市场的诚实度，会不会成为您在选择投资对象时的一个考虑因素呢？
- 时间：17:37
朱汉辉：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跟当地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觉得沟通是成功的关键，我们必须珍惜跟当地供货商的关系，而且要尊重当地的供货商，不要因为你是出钱买东西的人，你就了不起，我们跟当地的供货商是一个团队。我在中国的经验，如果你尊重当地的供货商，你也会赢得他们的尊重，而且你跟你当地的供货商就会成为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如果你不尊重他们，可能就会产生冲突和争端，同时也要了解当地供货商所生存的环境。我们知道在中国虽然是有合同，但是合同并不是一切，我们必须要相互信任，而且要建立相互良好的关系，这是我们跟供货商打交道的经验。
- 时间：17:36
任培善：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总的来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出去时就会非常清晰的说明我们的目的，外商投资者有时候是会非常主动的，当地合作伙伴有时候也会非常主动的寻求政府的支持，基本来说，不管是外商投资者，还是合作者，在政府的态度上都是明确的。
- 时间：17:36
布鲁金斯：我知道王市长具体讲到的是江门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而且要确保江门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做的非常好。在座的嘉宾，从外商投资者和当地投资者，还有私营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就您的经验而言，就您的公司在这里运作的经验而言，还有你在跟当地的供应商、客户整个供应链打交道的过程中，大家对于改善政府的服务方面，有怎样的意见？或者说你们的看法，跟当地供货商的看法是不是一样，当地的供货商反映一些政府的意见，你们跟当地的供货商打交道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 时间：17:35
布鲁金斯：作为主持人，我想问一个问题，也希望提出来给大家讨论。
- 时间：17:34
现场嘉宾：我觉得这个四五千万的数字很大，差不多相当于法国的人口了。我也是经常关注中国政府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力度，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作为中国政府来说，也是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很重要，从各个方面来说进展也是很神速了。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国家，知识产权方面下这么大的功夫，还是应该肯定的。国际上有人根据不确切的数字，老是给中国政府抹黑，所以我对这一点非常不赞成。谢谢，我是中国投资杂志社的记者。
- 时间：17:34
可蒙：这个数字是法国大使馆经济部告诉我们的，因为两个星期之前，我们有一个法国部长过来参加中国的活动，有一个老板过来，说了这个数字。因为你们都想听这个数字，所以我说出来了，但是中国很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数字是确实的。
- 时间：17:33
现场提问：可蒙先生说中国有四到五千万人进行假冒活动，你这个数据从哪里来的？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和打击假冒伪劣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对此大家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有这么大的量，我对此有怀疑，我希望可蒙先生提供确切的来源。
- 时间：17:32
现场提问：对于小组成员提出的观点，我想到王市长，王市长将今年做的事，串成了“L·O·V·E”，这令我非常的印象深刻，但是在今天下午的讨论中，似乎大家没有重视江门作为一个侨乡如何利用华侨作为强大的力量，来使得江门的城市发展可以获得更大的空间，这样的话我想问一下LOVE里的E的村庄发展。如果我要去总结一下台上五位嘉宾所说的，如果你们寻求的不是LOVE，那么你们所寻求的是什么，可能是另外的，L是指劳工，跟很多小组成员提到的一样，我们必须强调劳动力跟他的教育水平有关系，I是指透明度，G是指政府的可靠性，很多的专家其实也提到能不能提出更加有个性化的服务，H是指健康的环境，T是指交通和其他的投资。（同声翻译：这样和王市长提出的LOVE，台上的嘉宾认为LOVE应该是变成了LIGHT。）
- 时间：17:32
现场提问：我觉得今天下午的小组讨论非常好，我觉得主持人也是主持的非常有效率。
- 时间：17:30
布鲁金斯：那现在我们就请现场的观众，如果您要提问的话，可以站起来拿到麦克风就可以提问了。
- 时间：17:29
可蒙：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我记得不是很确切，但是出入也是应该不大的。在中国我们大概是有四千五百万的人，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应该怎么办？我确实没有什么头绪。
- 时间：17:29
可蒙：我也想谈一下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的市场上，有很多的假冒伪劣产品，特别是对于一些法国品牌的仿冒。我不想一一列举是那些品牌，但是在我们这个行业，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些安全门，还有安全的栅栏，其实也有仿冒我们的产品，这在中国是很突出的问题。两个星期前我们和法国的一个代表团，以法国部长为首，我们有一个会面，我们就专门讨论了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特别是负责你到欧洲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知识产权，你可以申请专利，就可以有专利保护你，这是最明智的做法。如果你是法国的厂商，或者是欧洲的厂商，如果你申请了专利，中国的企业也好，或者是香港的企业要用你，有一年的使用期限，他们可以去购买。我至少是知道这个专利的使用情况，但是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去保护你的知识产权，如果你申请了专利，是有措施可以保护的，但是我觉得问题是如何主动的反击，在中国当你面对假冒伪劣的厂商，你如何去反击，如何在反击战中取胜，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
- 时间：17:28
哈利赛亚丁：杜先生，我刚才是想提到知识产权方面问题的。在知识产权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的重视程度，比如说受访企业有6％是关心知识产权，但是还有更多人是关心政府的支持态度，像6％的这些企业是非常关心知识产权问题的。
- 时间：17:27
布鲁金斯：这样的话，我们来看看四位演讲嘉宾，以及杜大伟先生，要不要对杜先生提出的知识产权问题做出回应呢。
- 时间：17:26
杜大伟：最后一点，刚才四位嘉宾他们都是来自国际私营企业，他们居然没有提到IBR，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因为在中国似乎人们经常津津乐道的问题就是知识产权问题，今天上午有两位政府官员提到知识产权问题。你们不需要急于做出回应，但是我想强调一下知识产权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以上是我对前面四位嘉宾的回应和总结吧。
- 时间：17:26
杜大伟：刚才哈利赛亚丁曾经提到过他代表的是美国商会，对中国来说就是外国的投资者，对于中国还有中国的这些城市，他们给出了非常肯定的评价。这些评价我想当然也是存在的，可是我想也要指出这些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下我们肯定的，或者是正面的评价是怎样的，以及负面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需要听到两面的说法，才有助于我们对珠三角洲有更加详细的认识。
- 时间：17:25
杜大伟：我今天上午已经做过演讲了，我想我应该是非常简短的。我想给四位嘉宾说的话，做一个回应，四位嘉宾都提到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态度问题，地方政府能不能给予支持，既然他们都提到了，也肯定了地方政府的支持，这是非常一致的。第二点，我要提一下对于地方供应商来说，比如说像任先生就提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还有如何在地方的本土企业里寻找合作伙伴，寻找一些供应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关键的，他们四位当中都提到有一个好的环境，这个环境不仅仅是适用于外国投资者，应该说对国内或者是本土的投资者，也是健康良好的投资环境，这个投资环境才是好的投资环境。这几位都提到在中国的这些城市，他们在私营企业，还有在本土的民族企业里，其实都需要有很好的生长环境。
- 时间：17:25
布鲁金斯：谢谢任先生。
接下来有请杜大伟先生。
- 时间：17:24
任培善：我们在这个方面，已经看到了成熟性，也将带来不管是我们企业本身，同时也看到中国在下一个阶段发展过程中的新机遇和挑战。以上是我一些小小的经验，提出来给大家参考。谢谢。
- 时间：17:23
任培善：IBM在第二个方面的投资是软件的投资，软件的科研与发展，是在1995年的时候，IBM在北京成立了我们的实验室，1998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与上海两地成立了软件开发中心。最主要的原因，北京跟上海汇集了开发的高端人才，特别是科研软件的人才，同时，这也是当地政府所支持的项目，他们在支持跨国公司这方面都有不同的优惠政策。目前来说，这两个方面，我们发展的非常顺利。IBM第三种投资，这是配合我们业务的转型，面向客户提供服务中心到中国来，这也是我们配合全球资源的整合而做的一些新的投资机会，在这个方面的需求，与制造业与科研完全不同，主要是有效的人力资源和网络资源的满足。我们在两年之前，曾经在深圳、在上海、在大连，发展过这些业务，目前来说，我们看到中西部有些走的比较快的城市，也慢慢具备了这些今年的机遇与挑战，而且他们在这些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优势，因为在网络的时代，已经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服务业将是中国走向另外一个发展的新阶段。
- 时间：17:23
任培善：IBM在中国已经超过25年，我们最早制造业的投资，是在1990年规模比较小，真正的投资是在94年到04年之间，大大小小我们建立了六个生产的制造基地，基本来说都是非常成功的，其中四个生产型的企业是在深圳，深圳的公司大家也许听过，就是我们的PC制造基地，在今年的一月我们转让给了联想，但是在过去十年，从1994年到2004年之间，这个生产基地已经变成了我们全球最大最主要的PC跟PC服务器的生产基地。我们之所以选择深圳作为生产基地，最初的原因就是因为物流的成熟和进出口的方便，深圳有毗邻香港的优势，当然配套厂商的便利，还有人才市场的成熟，以及当地政府对企业的大力支持，都是企业成功的主要因素。
- 时间：17:22
任培善：主持人给我的第二个题目，她说IBM公司当你选择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是怎样选择的？同时有哪些关键性的因素来决定你的选择。这个问题我可以比较简单的向大家汇报一下。
- 时间：17:19
任培善：以上是大约的概括了一下沿海地区的一些长处。但是假如我们反过来说，沿海地区这些长处，也正是中国内陆如中西部、东北地区他们的弱势。当然这几年，从政府一些新的政策方面来说，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的设施，为了带给国家经济的平衡发展，政府这几年来一直有一个新的政策与方针，有一些新的项目和发展方向，比如说西部大开发，比如说振兴东北老工业区，比如说中部崛起等等的发展方针，我们也看到政府在这些方面，首先所做的事，也是改变这些地区的政策环境，希望能够做到市场更加的开放，给地方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不管是基础设施的道路、交通等方面的建设，从国家来说也是加大力度进行了投资，也逐步的慢慢建立。
- 时间：17:18
任培善：从自然的环境来看，交通的便利，包括港口、机场、码头、公路等在内的一些城市基础设施的建立塑料比较快，水电、燃料、通讯网络等资源等基本的满足了需求。另外，不论是上海还是是广东、福建等等城市，他们过去在历史上跟海外的接触也是有历史的经验，他们也创造了很好的人文环境。这些城市也是在中国教育程度最高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也满足了不同程度用人的需求。当然在这一两年中，我们也慢慢的看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一些劳工的匮缺，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从发展制造业的角度来看，产业环节中很重要的就是靠近市场，以及上下游产商的配套环节。我们是一个IT产业，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家电市场、通讯市场和PC市场，这样来看，整个领域中的一些跨国公司，以及支持这些跨国公司上下游的供应商，基本上都聚集在沿海的发达地区。
- 时间：17:18
任培善：在人为方面，政府给了更多的灵活政策，比如说建设一些经济特区，开放了某些市场，开放了某些企业的机构，吸引外资，鼓励民营，促进多样化的发展，利用税收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提供灵活的公用政策等等。政府为了更多样化的服务，不少的地方政府建立了所谓一站式的服务，或者是一条龙的服务，将原来处于不同地方的各个企业相关的政府办事机构结合在一个地方。比如说工商、海关、安检等等，大大的降低了企业的办事时间，也提高了办事效率。通过政府也通过企业的协会或者是中介机构，进行及时的政策宣讲，听取有关建议和意见。
- 时间：17:17
任培善：给到我的题目，是中国在不同区域的投资气候，比如说广东、福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投资的各种优劣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十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每一个人也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了区域性的发展，造成了不平衡，主要的区域是东南沿海地区快速的发展，而在中西部东北地区比较的落后。最近我看到中国统计局的一些统计数据，说广东省一省的GDP，等于东北三省的总和，在长江三角洲等地方，上海跟它周边江苏、浙江的15个城市，整个的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1％，人口占全国的5.8％，但是在2002年，它却创造了全国18.5％的GDP，贡献了全国22％的财政收入，也完成了全国28.4％的出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作为一个投资者，IBM的经验是什么？首先我们从人为的环境来看这个事。
- 时间：17:16
任培善：各位下午好，在我开始讲话之前，我想先说几句。我们总是在说贸易平衡，在前面的发言里，他们都是用英语来讲，为了实现平衡，我会用中文，而且我们有优秀的同声传译员，他会将我的讲话翻译为英文。我有十分钟的发言时间。
- 时间：17:15
布鲁金斯：谢谢。谢谢你非常有启发的发言。
下面有请彼得先生讲话。
- 时间：17:11
朱汉辉：另外我想和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说我在江门的投资会有丰厚的回报呢？因为江门有非常高效率的政府，他们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删去了那些繁文缛节，很多手续在江门变得非常的简单，尤其是江门政府他们非常重视环保，有很多的绿化面积，他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生态城市，在投资的环境方面也已经比较的成熟。我们还从政府当中看到了一个非常坚决的对企业的支持态度，这种对投资者的支持，就使得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如果出现了问题，政府都会很积极的和你展开合作，和你进行讨论，如果说你有问题解决不了，你可以打一个电话给王市长，王市长有热线电话，我相信他会很乐意帮你解决问题。正如王市长在最后讲话结束时说的一样，让我们记住江门美丽的风景，下一次来江门时，江门会给你更多意外的惊喜和奇迹。我非常同意王市长的看法，根据我在江门目前为止的投资来看，回报非常的丰厚，我相信这个地方确实是我的一个福水宝地。谢谢大家。
- 时间：17:10
朱汉辉：我的建议就是，如果选址选错了，那么你本身进入这个市场就要付出成本，而且如果你一旦选错了，除了进入的成本，你在后面可能也会付出收拾的成本，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不必要的。我们在北京、上海选址时，其实这是第一类选择，其实在第二梯队中也有很多城市可以选择，比如说江门，江门就是我的最佳选择，特别是你要做长期投资计划的时候，我觉得江门是非常具有增长势头的趁势。回顾过去七年，江门的经济表现非常的令人骄傲，我觉得它的发展是非常可喜的，增长势头也是非常的猛，根据我在江门所从事的商业经验来看，回报率是非常丰厚的。
- 时间：17:9
朱汉辉：第二个问题，我要跟大家说的，我们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时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是要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执政能力，以及他们实践的决心。比如说像地方政府，他们如果能够承诺给出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环境，而且他们有决心去将它落实的话，我想这个地方首先在选址当中，已经胜出了第一步。如果说这个地方政府有很多各种繁琐手续，有很多官僚化的做法，你就没有办法可以知道在这个地方投资的后果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有很清楚的对于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认识，以及他们远景和计划。除此之外我们也要了解这个城市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考虑寻找一个好的本地合作伙伴，因为一个好的地方伙伴，它可以以他对这块地方的熟悉程度，给你很多有益的建议，比如说当你遇到一些劳工纠纷，或者各种各样有可能出现的困境时，他们有可能以地方的身份给出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当然我们和他们合作，也必须要了解他们的地方文化。
- 时间：17:8
朱汉辉：第二个是电力资源短缺的问题，中国的发展进度非常的迅速，因此当企业不断发展的时候，很容易就面临了我们在电力资源规划和使用方面的欠缺和落后。第三个方面我们在政策方面欠缺透明度，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第四个方面，对于金融服务，我觉得对于金融服务不够完善，我的解决方法就是不要去寻求支持，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赢得支持，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让自己的企业做出非常良好的业绩，你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吸引到一些金融机构的支持，而不是你什么努力都不去做，而是寻求各种各样的支持，这是非常关键的。
- 时间：17:7
朱汉辉：接下来我要指出中国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有那些弊端，甚至哪些是属于非常严重的弊端。比如说劳工技能水平方面，还有金融环境方面，第二个是电力的短缺以及基础设施的发展程度上，第三个是在政策的透明度方面的欠缺。对于商业人士来说，我们似乎看不到政策的透明，这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弊端，所以从这些因素来看，我认为中国还比较的薄弱，尤其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在金融方面。为了解决以上的这些弊端和问题，我会和大家探讨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和看法。我觉得解决的方案就是一定要灵活，我们必须要灵活。中国现在的发展非常的迅速，但是我们也不能操之过急，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比如说我们要解决劳工技能短缺的现象，我也经常跟我的员工进行交流。我们要进行RTR系统，所谓的RTR系统，一个是招募，一个是留住我们的员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有一个非常团结、非常一致的队伍，这个队伍它有奉献的精神，愿意为企业做贡献，这一些就是取决于我们领导人能不能给出足够的鼓励政策来留住这些人才、吸引这些人才。
- 时间：17:6
朱汉辉：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做的非常强大，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大工厂，大家都非常的了解，中国已经进入了世贸，市场将陆续的进一步开放，华南地区的市场也是非常大的市场，任何一个有识商业人士都不应该忽略华南市场，这是中国的一个优势，还有另外的优势我不一一列举了。
- 时间：17:4
朱汉辉：今天我主要是讲两个主题，中国的优势和劣势，特别是体现在吸引外商的投资方面，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在选址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什么。
- 时间：17:3
朱汉辉：王市长，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刚才布鲁金斯女士将我们这个小组讨论形容为整个思维盛宴里的甜品，因为我的普遍话不是非常好，所以我还是选择用英语进行演讲，要不然非常甜美的甜品就可能要被我破坏了。
- 时间：17:3
布鲁金斯：非常感谢。接下来是朱汉辉先生的演讲，他将从贸易行的角度来跟我们说怎样推出更多的投资。
- 时间：17:2
可蒙：比如说我想将我的工厂设在江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供货商在哪里，我要购买原材料，附近能不能找到原材料的供应商，这是第一大考虑因素。第二大考虑因素是我的客户在哪里，是不是在我投资建厂的附近，这是非常重要的三大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语言沟通能力，第二大因素是刚才已经提到的能不能提供当地的供货商或者是客户。对于广东来说，如果跟北京和上海相比，从我们中小型企业来说，广州的吸引力要大很多，因为广州的服务是非常个性化的，而且广州或者说广东省政府跟外商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这就是我要说的，谢谢大家。
- 时间：17:1
可蒙：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中国当地政府的能力，或者说他们的决心，能不能创造一个有力的投资环境。什么意思呢？当地政府是不是有语言交通能力，是不是可以说英语，如果能够说法语更好了，他们有没有决心和能力帮助外国企业来这里投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很多企业告诉我们说，我们想到这个地方来投资，但是他们经常面临着当地政府的员工不能说外语，造成了沟通的困难。这是第一个标准。在广东省离江门不远的一个地方，当地的政府实际上做了非常好的准备来吸引外资，而且已经有12家法国公司在那里开了工厂，这12家工厂都是在五年的时间里建立起来的，这是由于当地政府做好了语言沟通方面的准备。第二个挑选投资地址，就是物流或者说后勤，广东有五大机场，我认为发达的交通对于投资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标准，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即是工业网络，所谓的工业网络，也就是他们能够帮助外国公司，能够在他所投资的这个地方，找到当地的供应商和当地的客户，实现本地化，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健全工业网络，对于外商投资者来说非常重要。
- 时间：17:0
可蒙：下面我说一说法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的一些机会。我们都知道法国是非常出名的，主要是他的化妆品，比如说像欧莱雅，还有像法国的服装香奈尔，这样的企业代表都是非常出名的。但是除了这些大的品牌大的企业之外，像在电信业也有阿尔卡特，阿尔卡特跟中国的TCL有一个合资企业。另外我们还有跟另外一家中国电信公司进行合资的法国电信企业。我们还有像EGF、施奈德，这是我们除了在化妆品、服装之外的企业。我们还有汽车制造业，我们跟武汉的东方集团也建立了合资企业，还有家乐福，家乐福在中国也有很多商店，在食品行业有法国的达能公司，达能公司在江门有自己的工厂。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次会议，向大家介绍一下，同时回答一下我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就是在中国投资非常关键的问题，对于法国公司来说，要在中国投资，他的主要选择投资地点的标准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来帮助他们在中国不同省份之间做出选择，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大家都在将投资投向中国的时候，应该具体将投资放在哪一个省份，应该是在长三角还是珠三角，这一点非常重要。
- 时间：16:57
可蒙：我们在中国有七百多的会员，有三大办事处，分别位于北京、上海和广州，而且我们在石家庄、昆明、成都、天津和青岛有五大主要的办事处，我们法国商会的目的是尽量帮助法国公司在中国进行投资，在中国建立他们的办事处。这是第一的目的。第二大目的是尽量促进法国商业在中国的发展。我们有一些工作坊，比如说有人力资源、知识产权，还有新的中国经济的工作坊，两年前我们创立了为创业者服务的坊，对所有的法国公司提供免费的资讯和信息，比如说招聘、培训、通讯等等。我们建立工作坊的目的，就是要能够让我们法国的企业能够相互认识，互相帮助，并且分享他们在中国做生意的经验。第三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介绍法国的企业认识中国的企业，对于我们的工作坊来说，我们是法国商会下面唯一开放给非会员的坊，活动是在北京举行的，而且是免费的。同时我们还创立了中小型企业在北京的欧洲商会的工作坊，这跟法国商会的工作坊有一点不同，因为欧洲商会的主要目的是游说中国政府，跟法国商会的工作重点有一点不同。
- 时间：16:56
可蒙：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是法国商会副会长之一，我负责的是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我将会花两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法国商会所做的事情。
- 时间：16:54
布鲁金斯：谢谢。这是一个对于国内经济来说，对于国内消费来说都是非常好的驱动因素。
下面我想邀请法国商会的会长，他还负责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 时间：16:54
哈利赛亚丁：我们对200多家的企业进行调查之后，我们进行了最终的分析和总结，对于那些受访者来说，他们最常见的商业活动，很多人说珠三角洲成为世界工厂，这个说法是片面的，不是完全的。有61％的产品其实是销售在国内市场，还有20％多实际上是为全球市场提供制造业的。所以我们并不能够说这块地方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加工工厂。在珠三角洲地区，我们的这些发展，如果我们看到这些数据和例子，你就会发现像一些公司，像宝洁公司有六个洗发水的牌子，这六个牌子的洗发水占据了61％的中国洗发水的市场，因为他们有非常好的技术，在市场中也获得了很好的发展空间，对于宝洁来说，他在广东生产的所有洗发水，都是在中国国内销售的，没有任何一瓶洗发水生产完了之后出口到其他的国家。还有像很多的地区都是这样做的。谢谢。
- 时间：16:53
哈利赛亚丁：我们为什么说广东是世界上最好的，或者说中国最好的投资环境。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在2005年的二百多家企业表现情况，如果我们看到他们的业绩，看到他们的统计数据，这些公司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75％的受访企业认为珠三角地区是最完美的，最理想的投资环境，这个数字是很令人鼓舞的，因为有那么高的比例，还有20％多的受访企业认为这个地区可以有更好的改善。61％的人认为这个地区是非常好的，还有15％的人认为还有更好的发展，所以很多的这些缺陷或者不足的地方，其实是和一些知识产权、人力资源以及税收的情况，有68％的受访者表示会在未来的短期内追加投资，有接近70％的人愿意继续追加投资，只有在第一笔投资赚了钱他们才会追加投资，所以这也表明这个地区适宜投资。像广东、东莞、江门，有24％，还有上海是9％，这是属于发展的比例。还有25％的人是关心政府的效率，还有一些人是将他的投资用在选址方面，比如说是在华南地区还是在香港，我想在和香港开展商会合作过程之间，以及和梁先生，我们经常和梁先生有合作，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 时间：16:52
哈利赛亚丁：现在每年我们的吞吐量大概是达到了三亿吨，而且港口的吞吐量也有望进一步的增长，港口的业务是非常繁华的，我们主办会展的面积也在不断的扩大，比如说广州，还有琶洲会展中心，这是全球第二大的，而且未来的三年之内，还会面临新的扩建机会，扩建完了之后他有充分的理由成为全球最大的会展中心。所以我想，对于广东这个地区，为什么我说这是中国的秘密武器，因为对于外界来说，人们知道的不多，但是如果不断的看，一定会看到发展是非常惊人的。未来的广东，将仍然是以贸易作为支柱产业之一，就包括贸易的进出口，现在在珠三角地区，在广东地区，进出口贸易占全国进出口总额是比较高的，广州有22所高等学校，有200多所技术学校，还有上百所的职业技术学院，有一千多所的中小学校，还有9700多所的幼儿园，从高校一直到幼儿园，整个的数据都可以表明出广东的教育设施已经是非常完善了，它已经可以和很多的发达国家相媲美了，这种教育就保证了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 时间：16:51
哈利赛亚丁：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区的几大机场，包括珠海、深圳、广州机场，这都是属于国际的机场。我们可以看到在华南地区航空事业的发展，然后再看到我们有八千公里的广东省的高速公路，还有广东高速公路的建设，实际上是在近几年完成的，高速公路的建设在珠三角地区确实是非常的突出。再看到它的发展，我们的电信也是非常发达的，在很多的光纤通讯等等方面，我们都做得非常突出。
- 时间：16:47
哈利赛亚丁：我会认为对于广东的领导来说，应该考虑一下如何将广东的名胜打出去，因为打出一个很好的品牌，我们就有机会吸引到更多的投资，到我们的广东来。考虑到中国现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排名前6位，每年GDP的增长是9％，可以看到它的发展大概是在美国和日本，我们仅仅排在他们之后，所以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是有很大的强势的增长。我相信到2020年，中国将会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大国，怎样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财富500强至少有400家已经落户于中国，将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商机，我希望更多人知道中国不仅仅是知道北京、上海，也让他们了解广东、广州，甚至像江门。我们在这里已经有87家财富五百强的企业，这些都是属于了不起的经济上的成就。为什么珠三角洲地区有那么多的企业来落户，经济上取得很大的成就，很大原因是地方政府的努力，他们将基础设施打造的非常扎实，除此之外，就是非常好的教育了。在珠三角地区，跟香港、北京、上海相比较起来，在广州的话有一千二百公里的高速公路，在广州、珠海、深圳这三地之间的地铁将会进一步的连接，这样的话在这几个城市地铁会实现无缝隙的连接，在广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未来的45个月里，就会有轻轨的建造。从广州到周边的城市，都是在30分钟的路程控制范围内。
- 时间：16:47
哈利赛亚丁：首先看一下广东的GDP。
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它翻了60倍，不是60％的增长，这个数字是非常之大的。而且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刚刚任先生和我，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都会说到上海、北京等这些大城市已经打出了自己的品牌，广东、广州还有珠三角地区，这些地区就仿佛成了中国的一个秘密武器，他们实际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对外宣传和在海外的知名度，却不如北京和上海。
- 时间：16:45
哈利赛亚丁：女士们、先生，任先生、布鲁金斯女士，杜大伟先生，非常感谢给我机会让我到这里来进行演讲。我所说的都是一些经验之谈，如果大家对我所提到的数字感兴趣，在你们手上的文件夹里其实都有。作为商业人才来说，他们都会来问我什么是好的投资，我可以以很多的数据，也可以用自己的经验来进行解释。但是从美国商会的角度来看，我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广东或者说珠三角洲地区，包括像江门、广东等这些地方，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投资地方，将你的辛苦钱到这里来投资，就一定会有很好的回报。
- 时间：16:43
布鲁金斯：下午的小组讨论，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局限在十分钟之内，如果超时的话，我可能会打断您了，因为我们的时间非常的紧凑，我希望留出一点时间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交流，完了我们又去吃真正的大餐，我们必须很严格的准时时间。下面是哈利赛亚丁先生，他是广东美国商会会长，他曾经在华盛顿做过很多具体的工作，他在中国呆了14年的时间。这是第一位演讲嘉宾。第二位演讲嘉宾是可蒙先生，他是法国商会副会长，他在北京工作。他曾经也在法国的一家公司里任职，那家公司主要是生产安全门闸方面的产品。第三位演讲者是我们的朱汉辉先生，他是香港大昌贸易行行政总裁，他主要是在香港工作，实际上七年前他将我介绍给了江门市的领导，让我认识了江门，知道了江门。还有一位是任培善先生，他是IBM中国有限公司首席代表，实际上IBM也是比较早来江门开展业务的跨国企业之一。第一次这样大型的会议，我们在华南地区碰面，这是我们今天下午的小组成员，我相信这些小组成员一定会给我们非常有启发性的思考。
有请哈利赛亚丁先生。
- 时间：16:41
布鲁金斯：除此之外我要特别感谢杜大伟先生，所有关于投资环境由世界银行做的研究或者是调查，全部得益于杜大伟先生，他一手带领我们所做起来的，我相信杜大伟先生所做的这些工作，确实是指引了我们一个新的舞台，让我们可以看到投资环境在讲到具体的如何消除贫困、如何创造就业机会等等，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而且我相信他现在作为中国局局长，在中国开展一系列的调查和研究，将会抓住黄金时期，为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中国做好铺垫。我和很多广东朋友经过交谈，他们都告诉我广东人很喜欢吃，也很讲究吃，今天中午午宴的时候我已经有所体验了，但是今天我们也是知识的盛宴、投资的盛宴等等，很高兴主持今天下午的讨论，这可以说是盛宴中的一道甜品，有什么样的小组成员呢？这些代表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小组，因为他们都是代表着各种各样的政府部门、分析学家、社会学家，这些人已经在今天白天的主宴中完成了演讲，在我们的这道甜品中，就有具体的这些厂家和商家以及商会，这些人每天都在做重大的决定，这些决定就直接影响到他们所代表的机构应该投资什么，进行什么样的投资，投资的目的是在哪里，因此我想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由五个成员所组成的小组，会跟我们进行非常好的分享，如何创造好的投资环境，如何创造出一个有活力的增长环境。
- 时间：16:40
布鲁金斯：我曾经是世界银行前美方的执行董事，我感到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再次回来代表世界银行的经验，和大家进行交流。我也想感谢世界银行，感谢我们国际合作中心，以及感谢广东省政府，以及所有的主办单位，尤其是王市长邀请我出席今天的会议。
- 时间：16:38
布鲁金斯：接下来的论坛我认为是非常有意思的部分，我的名字叫布鲁金斯。
- 时间：16:36
主持人：谢谢刘教授。请刘教授回座。
下面我们进入茶歇时间，大家休息15分钟。茶歇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小组讨论。
- 时间：16:15
刘世定：刚才谈的是观念性的问题，当我们进行动态分析的时候，可能还有技术性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进行动态研究的时候，跟踪调查恐怕就是非常必要的，不仅仅是来做一次调查，也要做若干次的，或者是隔一个时段再来做，这也是很有必要的。另外我们也可以在技术上，将我们在一个时点上得到的这种横切面的调查资料，通过某些技术处理，来将它近似的看作是历时性的技术的处理，我们进行这样的分析。但是如果进行这样的分析，也许我们要在调查哪些指标上，还要做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我今天想说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 时间：16:14
刘世定：将两个概念做一个说明，一个是投资环境的改善，另一个是优化的投资环境的变迁。我们假定有两个时点，随着时间从第一个时点向第二个时点的推移，投资环境发生了变化，假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在第一个始点上，投资环境是有问题的，是非优的，是不好的，比如说对先行者来说也是不好的，经过一个时间段，到达第二个时点，投资环境变得更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投资环境改善了，但是如果说在第一个时点上，投资环境是好的，实际上是对先行者非常有吸引力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第一个时点上投资环境是优的，但是由于条件的变化，比如说由先行者小数目的投资，变成后来有大量的投资者进入，这个时候优化投资环境的具体内容开始发生变化，对于这种变化所导致的变迁，我们可以说是优化的投资环境的变迁。当然这两个概念说起来是非常抽象的，在我们头脑中区分开来不困难，但是面对具体的事实进行分析，将两个过程区分开，以便得到正确的评价，常常做起来不是很简单的工作，这时候需要对两个时点上的状况进行分别的分析和评价，再将他们进行比较。
- 时间：16:13
刘世定：第三，如果我们认为投资环境的评价和投资者对环境的要求，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特点。这里面我们有必要从概念上区分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是投资环境的改善过程，因为投资环境是会变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究竟是投资环境的改善过程，还是已经优化的投资环境自身的变迁。这两个概念，有必要区分开来，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对工作的评价和工作努力的一个着眼点。
- 时间：16:11
刘世定：作为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资源的聚集状况，事实上也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因为它是高度依赖于投资的。资源聚集状况的动态，在特定的时点上投资环境的评价中，是一个相当敏感的概念，我们假定在一个特定的地区中，受资源聚集程度影响的收益状况，假定它是呈一个倒U形的曲线，随着聚集程度的提高，收益先是以比较快的速度增长，收益先是增加了，达到一个最高点之后，它会逐渐的转到下降，也就是说达到最高点以后转而减少。很容易理解，在资源聚集的最优点到达之前，由于存在聚集经济，因此投资环境处在新的投资者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再增加投资是有好处的，但是当资源聚集已经达到或者超过最优点，继续投资将带来聚集不经济的时候，对投资者来说便不是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了。这个道理在经济学里是常识性的道理，如果我们将它用来分析内生的投资环境，恰恰可以说明投资环境具有内生性。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
- 时间：16:10
刘世定：地方政府的措施之一，就是鼓励外来厂商组织商会。比如说在盛泽镇，他们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励和推动下，组织了温州商会、闽南经济促进会、广东商会等等组织。我们看到这些组织当然现在还在发育的过程中，还不能说已经非常成气候了，但是我们从这里得到一个启示，当这一类的组织在招商，在营造吸引外国投资者进入的过程中，发挥他们作用的时候，事实上他们也构成了新的投资者进入的投资环境，也就是说他们作为先行者，又成为后来者的一个投资环境，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内生的因素。
- 时间：16:8
刘世定：从我们零星的调查经验来看，内生投资环境的一个例子，是外来投资者组织的发育状况，比如说外来投资者他们组织的商会、行业协会等等，这样一些组织的发育状况。这里面我想说我一个调查的经历，从2001年起，我们在苏南的盛泽镇，我们对当地商会组织的跟踪研究，我们了解到在地方政府直接掌握的资源，在企业改制以及银行体制进行改变之后，地方政府直接掌握资源的相对量开始下降，地方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外来投资者的进入。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有效的吸引外来厂商，他们很明智的将眼光投向那些先行的进入者，提出了以商引商、网络招商的思路，积极利用外来投资者自身的组织资源，比如说组织商会，或者是外来投资者，实际上他们是有网络的，他们是有人际网络的，很多的投资都是沿着人迹网络的渠道，然后陆续进入的。地方政府看到这一点，非常强调的利用这一点来实现了地方招商的目标。
- 时间：16:7
刘世定：在进行静态分析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一种比较简单的两分法来处理。一方是投资进入地区所拥有的各种条件，包括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状况、制度环境、政府工作效率、社会安全状况、生活条件等等，另一方面是投资者以及投资者的反应和他们的行为，他们所取得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等等，可以采用简单的两分方法来处理。但是如果我们进行动态的分析，由于内生投资环境的存在，因此再采取这种简单的两分法来处理，就可能有问题了，我们有必要考虑先行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改变。
- 时间：16:6
刘世定：第二，关于内生的投资环境与外生的投资环境。如果我们进行投资环境的静态分析，那么投资环境可以一概被处理为外生的，也就是说将它处理为既定的，仅仅是单向影响投资者行为和他们投资结果的那样一些因素。但是一旦我们试图进行投资环境的动态分析，那么就需要研究前一个时期投资者的进入状况，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导致的后果，对后来的投资者的影响，这个时候潜在的投资行为和后果就构成了后续投资的投资环境，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说投资环境是内生的。
- 时间：16:5
刘世定：这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先行者和后来者的投资环境要求是不是一样，如果不一样，我们就要对投资环境不同的阶段采用不同的评价指标。
- 时间：16:5
刘世定：还有在不同投资阶段都有意义的投资环境因素，可能还存在着在不同的阶段组合上有不同的评价，同样的组合在不同的阶段，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我注意到对江门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做的案例，就可以看到他们对江门投资环境的改善，经过不同的阶段，而在不同阶段上，实际上他们有不同的重点，这就说明政府在对一些重要的投资环境要素，在不同的时期是在做不同的组合。
- 时间：16:4
刘世定：在对投资动态的不同阶段，除了对一些特殊的投资环境因素，可能有不同的优劣评价，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也许那些特殊的待遇，特殊主义的安排，在后期来看，可能是非优的，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在早期的阶段他们也是非优的，倒过来也是一样，早期那些优的做法，到后来未必就是好的做法。这是就因素分析而言的。
- 时间：16:4
刘世定：但是，随着进入者队伍的扩大，特殊权益是不是还具有投资环境那种值得称道的因素，就有疑问了。一方面特殊权益的广泛授予，会使它自然而然不再成为特殊的东西，而转化为普遍性的权益。另一个方面，如果仍然保留着对某些人的特殊权益，另一些人不能得到这样的权益，那就会引起相当广泛的不公平感，而且诱导寻租行为，这是充满摩擦和浪费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话也会导致投资环境是充满摩擦和浪费的投资环境。
- 时间：16:2
刘世定：对于吸引投资者进入本地区投资的政府来说，赋予某些先行者一些特殊的权益，以诱导他们进入，这是事实上常见的做法，可能对这个做法，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但是从一个经验事实来看，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做法。而我们了解到先行者通常也是非常重视这些条件，并不是不重视，非常重视这些优惠的条件，将这些条件看作是对他们所要承担的特殊风险的一种回报。对早期的投资环境来说，这种特殊权益的授予常常很可能是优的，或者是被投资者看来觉得很重要的，常常起到的客观后果，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客观后果，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也是不错的，因为它能够吸引潜在投资者的进入，同时因为进入的规模有限，还不至于造成对后来的人，以及本地厂商形成的这种排斥，或者是歧视，产生负面的所谓外部效应。
- 时间：16:1
刘世定：我们知道投资的先行者他们具有小数目的特征，任何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到使所有人都感觉这个地方真好，大家都可以来，实际上总是有先来的探索者，而他们总是少数人，是小数目的特征。这些小数目的特征，使他们和众多的投资者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能够进入的地区或者机构，比如说政府或者说政府领导，还有一些重要的政府领导，和这些领导和机构有更多的接触可能性，特别是政府对外来投资者持欢迎态度时更是如此。这样的接触造成怎样的后果？使他们之间更便于建立那种人格化的特殊关系。而这种人格化的关系性质，包括具有怎样的相互理解、怎样程度的信任、给予怎样范围的承诺等等这样的因素，这样的因素对于先行的投资者来说，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是非常重要的。而后来的人数众多的投资者，事实上他们要建立先行者那样特殊的人际关系要困难很多，这使他们事实上更关注那些普遍性的，或者说普遍主义的条件，这可能是有一些差别的。
- 时间：16:0
刘世定：这样的一些优势，在先行的投资者那儿实际上没有，先行的投资者没有对其他人行为和遭遇的观察可以利用，他们就有点像熊比特所描述的像企业家一样，他们要在陌生的环境中，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他们面临的不确定性比后来的人要大很多，他们必须要注意把握一些特殊的因素，一些特殊的在他们看来能够降低不确定性的那些条件，这些条件我们想会构成他们关心投资环境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些环境当中，从我们在地方做调查的经验来看，感觉到确实特殊的人际关系是他们所关心的条件之一。
- 时间：15:57
刘世定：比如说后来的规模比较大的那样一些投资者，他们判断投资环境的状况，除了可以直接观察和分析，诸如像基础设施、政府的政策等这样一些比较客观的条件之外，他们还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可以通过观察先行者，先来的投资者，他们的遭遇，来得到大量的信息。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参加一些有关招商引资的会议，先行者他们的体验实际上对后来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 时间：15:55
刘世定：我们将投资环境理解为投资者为了实现他的收益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就按照我们社会学做经验研究时一个概念。有时候我们强调你这个研究是主位研究还是客位研究，所谓客位研究，是以旁观者的身份作出的评价，主位研究是以当事者的身份作出的评价，我们在这里将投资环境界定为投资当事人对投资环境作出的评价。抽象来说，我们恐怕可以采用一套能够同时覆盖投资的先行者以及投资的后来人，所关心的那样一些投资环境因素的指标，来进行投资环境的动态分析，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但是在进行投资环境动态分析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我刚才也有说到，先行的投资者，他们通常人数是比较少的，和众多的后来者，他们对投资环境的要求和评价是不是一致？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少数的先行者他们所看重的那些好的环境特征，后来的人是不是会认为并不那么好？或者是后来人认为好的那些特征，先行者是不是可能并不那么看重？这个问题要对投资者进行深入的调查，才能够得到结论。
- 时间：15:54
刘世定：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多的研究，我在这里提出的是一些初步的想法。
首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的投资研究过程中，因为我们做社会学的研究，常年要在很多地方进行调查，在调查中，事实上我们会接触到投资者，接触到企业家，也接触到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在不同的时期，似乎投资者对他所希望获得的投资环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投资的先行者和后来者对投资环境的评价是否一样呢？如果说一样，那问题就比较简单了，我们只要按照非常标准的做法去做，就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效果。如果是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期，所可能出现的那些特殊的问题。如果我们动态的看，这个投资者进入一个地区的规模，比较简单的来看，我们按照投资者的数量来计算，一般会呈现S形变动势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只有少数的投资先行者进入，然后投资者的人数、投入的资金规模会迅速的增加，一个递增的势态。到了一定阶段时，投资人数和规模基本上达到平稳的状态，在很多地区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或者正在经历这样的变动曲线。
- 时间：15:53
刘世定：我在看到世界银行——我可能看的不完全——关于投资环境的研究报告中，我的感觉，因为采用国别的比较，和中国不同城市的比较，基本上是一个比较静态的比较方法。我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如何对投资环境进行动态的分析。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谈的主题。
- 时间：15:49
刘世定：我看到这次会议提供的两份案例分析，一份是“地方政府在城市投资环境改善中的作用：江门投资环境案例研究”，还有一份是关于杭州的案例分析研究，我看了两份报告之后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将世界银行的投资环境研究的指标用于投资环境变迁的描述和分析，或者是用于动态过程的分析。刚才王水林先生也说到实际上投资环境本身是一个过程，我想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 时间：15:48
刘世定：我是抱着一个学习者的身份来的，因为我的发言实际上是看了前面，包括世界银行和国家信息中心他们关于投资环境的研究报告之后，引发的一些关于投资环境研究的方法方面一些思考写出来的，非常不成熟。在这里拿出来，和与会者作为一个抛砖引玉的资料，希望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 时间：15:48
刘世定：各位来宾，非常高兴来江门参加中国投资环境论坛，我是第一次来江门，来了之后听了大家的发言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我也非常的羡慕前面那些已经对江门的情况有所研究的学者，我想他们给大家提供的信息，比我提供的信息可能更加重要。
- 时间：15:47
主持人：感谢王水林先生的发言。
我们这个专题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席刘世定教授。刘世定教授它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制度结构、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经济与社会发展，刘教授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文章，现在有请刘世定教授为我们做关于投资环境动态研究的若干问题的演讲。
- 时间：15:46
王水林：以上我给报告的是在中国进行的三次投资环境调查，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投资环境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也不可能绝对的相对比，比如说上海、沈阳不能对比，因为自然禀赋不一样，但是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地方，采取措施逐步完善投资环境，最后就像我们世界银行出的世界发展报告所说的一样，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投资环境。我今天说到这里。谢谢。
- 时间：15:45
王水林：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中国进行的三次调查，有些数据我们还是在消化中。最后我要说改善投资环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要根据各个地区的自然禀赋以及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有些问题需要中央政府来解决，有些问题需要地方政府来解决，比如说汇率、利率政策，需要中央政府来解决，但是像合同的执行等是由地方政府来负责。今天上午大家提到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去年九月份放宽了中小企业贷款限制，但是并不是说一个政策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拓宽抵押贷款的范围，不动产可以向动产转移，加快中介组织的建立，还有信息的披露等，另外也要对贷方、债务方，包括银行、股东的权益给予合法的保护，比如说企业倒闭了，可能银行债务是最后得到偿还的，所以银行贷款他不愿意。还有比如说税负，应该取消一些不合理的摊派税费，扩大税基，改化税种，创造一个公平的税负环境。
- 时间：15:44
王水林：04年我们进行了第三次调查，辽宁省当时省长向我们提出希望世界银行帮助辽宁省对全省14个城市进行评估，看他们的状况怎样，对我们来说也可以了解一个地区的情况。辽宁当然是一个老工业基地，大企业老企业非常多，而且是重工业，资源密集型的。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国家的钢铁工业、煤炭工业都经过了重组，但是东北的情况更加严重，我们在辽宁的调查中，发现辽宁他仍然也有它的强项。辽宁各个城市的企业职工的技术和技术禀赋，要好于很多其他的省份。辽宁城市的开发度也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像大连的开发区，外国人股权占的比重达到了10％。
- 时间：15:44
王水林：杭州和上海企业进入和退出的障碍比较低，最严重的是兰州等一些中西部地区城市。劳动力市场比较活跃的地方，有江门、深圳、浙江温州以及东北的大连。国际化方面，我们采取了看一个地区外国企业所有权占全部企业所有权的比重，我们用企业的合作伙伴比重，来看当地的情况。上海有接近40％的有外国合作者，外国所有权占企业市值的1/3，广州也有28％的企业有外国合作者，总体来说沿海部地区普遍好于中西部的地区，但是温州的情况比较特殊，那里的私营企业比较发达，但是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比较少。私营企业对当地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有很大作用，温州在我们所调查的企业里，私营企业是最高的，达到了82％，上海私营企业只有9％，所以上海为了要更进一步的拓展发展潜力，需要发展私营经济。在衡量政府的效率方面，我们采取了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以此判断政府的作用是推动型还是阻碍型。还有司法保障是确保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保障，我们在第二次调查中，调查了企业去诉讼需要多长时间，在中国最长需要半年时间。另外税收负担也是影响企业很重要的因素，第一次调查中我们没有重视，因为其他国家只有税没有费，但是中国的费很多，如果税费加在一起，我们在第二次投资环境的调查中，税费加在一起，占你企业盈利额的多少，来看对企业的负担。深圳的比例是3.9％，杭州是5.8％，但是在中西部，东北是非常重的，达到10％，甚至更多。
- 时间：15:41
王水林：我们仍然按照过去的标准来进行测量。第一是看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方面，我们主要是看企业用停电、断电，企业在运输的过程中造成的破损，或者是偷盗造成的损失占销售额的比重，来看他的情况，有的城市损失2％，有的城市损失4％。而且国内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方面，国内18个城市的调查中，我们来测算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壁垒，每个省和市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关口，我们还要看本地企业的产品在当地市场的占有率，如果说本地企业在当地市场的占有率比较高，或者过高的话，就证明是贸易保护主义，别的商品进入不了。我们看到其他的城市，比如说广州比较特殊，广州当地企业在本地市场上的产品占有率只有7％多，意思是说广州的市场是比较开放的。我们还测算了企业过剩的生产能力，来看退出的状况，如果不能正常退出，那说明投资环境是不健全的。
- 时间：15:40
王水林：在中国国内，投资情况在上海跟北京、天津是不是一样呢？我们在第二次投资环境问卷调查中，发现中国在大的方面对外，但是内部存在着巨大的投资环境差异，我们当时选择了18个城市，这18个城市不仅仅是在大城市，也有中小城市，包括东西南北的城市。当地的企业去评说他们的政府，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的。在03年的调查中，我认为中国总体上的投资环境有吸引力，但是差异也是非常大的。
- 时间：15:35
王水林：我们曾经参观过江门市的一站式办证中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中国是人口资源比较丰富的，中国跟其他的国家相比，中国的中小企业借款难是非常普遍的，状况比印度、巴基斯坦严重，如果不解决中小企业借款难的问题，会抑制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另外，中国国内市场条块分割，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有竞争性的大市场，所以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优点非常突出，宏观稳定，经济增长快，而且开放全面，基础设施有很大的改善，但是问题也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在金融，第二是在国内市场的整合，政府效率的提高。这是从大的方面来看。
- 时间：15:33
王水林：另外我们衡量政府的效率，监管负担方面，我们看一个企业的高级主管每年花多少时间来跟政府打交道，以此测算时间的成本。中国企业的主管，通过调查，说他每年要花9％的时间跟政府打交道，这已经接近于拉美国家了。在市场进入和退出方面，我们申请开办手续和时间来量化看市场进入和退出的障碍，中国企业需要12道的手续办执照，需要92天的时间，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世界是10道手续40多天，到我们再次进行调查时，发现情况有所改变，也是需要40多天了，这跟政府的职能转变也是有所关系的。
- 时间：15:32
王水林：基础设施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影响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在进行货币比较的时候，选择了航运成本、港口、电力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好坏。结果发现中国的港口比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巴西等都更具有优势，比如说将纺织品运输到美国东西海岸所花的成本，另外在中国海关的手续上，海关的效率也是比较高的。如果是制造业进口原料的手续需要8天，而印度需要11天。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手机用户最多的国家，在01年的企业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印度有60％的企业需要自备发动机，因为电力不足，而中国只有30％。
- 时间：15:31
王水林：在01年－02年中国投资环境的调查中，我们在北京等五个大的城市进行问卷调查，主要是从六个方面来将中国的情况跟其他的国家相比较。我们通过分析感觉到中国的投资环境要远远好于同类其他好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低收入的国家。许多大的跨国公司都将中国作为投资的首选之地，这是很有道理的，中国投资环境跟其他国外相比较，主要是中国的宏观稳定，不仅仅是政治稳定，而且宏观经济政策，今天上午苏宁行长已经介绍了，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基本上稳健了财政货币政策，这对经济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除此之外，中国全面开放，加入到国际经济中。杜大伟先生在世行写过一份报告，也是世行主要的报告，也就是全球化经济增长和经济扶贫，其中很重要的发现，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要普遍高于那些没有参加全球化，或者参与全球化比较低的国家，参与全球化的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平均超过5％，而没有参加的就很低了。还有就是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投资最多的国家，外贸从90年占GDP的25％发展到现在的65％。中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也是全球化的收益者。
- 时间：15:28
王水林：第三次是在去年04年，应辽宁省的邀请，我们对辽宁省14座城市近来调查，看一个省的范围中有没有大的区别。
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完成的三项投资环境的调查。
- 时间：15:27
王水林：第二次是在03年开始，扩大到18个中小城市，不仅仅有大的都市，还有沿海地区的内地的，包括中西部地区的。第二次投资环境的调查，我们的出发点主要是看中国在宏观大的方面非常好，但是地区是不是一样，通过第二次投资环境的调查，我们发现地区投资环境的差别非常大。
- 时间：15:26
王水林：这里介绍一下我们在中国所经历的三次投资环境的调查。
第一次是01到02年。这次我们是在中国的五大城市，上海、北京、天津、成都、广州进行调查，其中调查的目的，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现在发展的很快，持续的增长，我们想通过投资环境的了解，看是什么原因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拿中国的投资环境跟国外相进行对比。我们选择了1500家的企业。
- 时间：15:26
王水林：第三个层面是硬件，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比如说电的供应不可靠不稳定，企业就要想办法，包括电力、电讯、交通、银行等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投资环境。很多人经常将投资者的多少，认为这是衡量投资环境的主要标准，当然投资额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投资额并不能反映一个地区投资环境的好与坏。大家知道，我们政府投资了很多，经常也会有失误，所以在投资环境上，是以生产力的提高，是以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为标准的，所以政府营造投资环境的政策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作用。每一项政策、每个行为都会影响到每个企业的机会和动机。
- 时间：15:25
王水林：第二个层次是制度环境，这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度框架的有效性。就企业来说，它所关心的，市场的进入和退出，劳动关系、劳动力市场的灵活程度，金融与税收的效率、透明度。在这里我们不是说要不要规章，关键是如何将规章的制约约束和激励结合在一起，如果规章制定的不严，会造成逆向的选择，会有腐败，或者是成本的增加。如果是规章复杂，执行起来就会有问题。
- 时间：15:23
王水林：今天我主要讲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我们怎样理解投资环境，第二是向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在中国经历的三次投资环境变化的情况，怎样定义投资环境。根据世行的定义，投资环境是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对收益和风险的预期效益提高以及未来投入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过程，投资环境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它的层面，主要是国家一级的，是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比如说现在的中国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这是非常好的环境，如果说在一些国家发生了战争或者是社会动荡，它的投资环境当然就会有问题。经济的稳定性主要是反映在一些大的政策，比如说我们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外贸以及外贸汇率等等。这些都影响了整个的投资环境。
- 时间：15:22
王水林：在我们世界银行报告中，世行高度赞扬了中国和印度，在改善投资环境过程中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使贫困的人口大幅度的下降。一个很好的投资环境，可以使很多的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还是社会都受益。
- 时间：15:21
王水林：今天我们到这里来，可以充分见证江门在改善投资环境中带来的巨大变化。今天上午杜大伟代表世界银行在这里发布了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文版，浓缩了世界银行在过去几年中，在全世界53个发展中国家，经过对三万多家企业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果。其中有一个报告，我们在中国进行了二次较大规模的研究，在探索研究改善投资环境中，直接上许多的国家对投资环境都是非常的重视，也意识到政府的政策、政府的行为，对投资环境的影响很大。
- 时间：15:20
王水林：江门市政府多年来对投资环境很重视，不只是现任的领导，以前的领导都是如此。在03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家统计局进行了中国投资环境的调查，江门就是其中的一个城市，江门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并且排名在前。我想这跟江门市的努力分不开，去年江门市的王市长应世界银行的邀请，专门到世界银行的总部介绍江门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所做的工作，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我想江门的今天，在很多方面值得借鉴也值得肯定，丰富了我们的研究。
- 时间：15:19
王水林：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出席第三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会，在此，我想说世界银行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是非常重视的，有布鲁金斯女士给予的大力支持，她曾经在世界银行担任直董，是她推动了世界银行关于中国投资环境的研究。另外我的同事杜大伟先生，在担任中国局局长之前，也是世界银行发展政策局长，并且是世界银行投资环境全球协调人。所以有了他们的支持，今天在中国，我们做了三次比较大的投资环境的抽样调查。杜大伟先生还表示我们将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再进行一次更大规范的投资环境的调查，调查城市的范围扩大到120个城市以上，使我们对投资环境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 时间：15:18
主持人：谢谢李主任！
下面要演讲的是王水林先生。他是世界银行的国际经济学家。王水林先生就读于法国行政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曾经先后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从事国际比较研究。02年进入世界银行，他还担任过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助理，他今天的发言题目是《对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的比较分析》。有请。
- 时间：15:17
李忠海：总之，我们要通过这些方针和措施的推行和实施，将逐步使我国的标准化体系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规律的要求，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要求。我国的标准化将为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 时间：15:15
李忠海：（六）我国的标准化活动允许在中国注册的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参与。我们的标准化论坛是欢迎这些企业参加的，我们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制定过程也是允许合资和外资企业参与的。根据产业情况的不同，我国幼稚行业，外方可以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可以提意见没有表决权。如果我们是成熟的产业，外方可以全权参与标准的制定，可以参加投票，可以提出修改的意见。如果是强制性标准的制定，因为是法律法规性的文件，我们是通过向WTO通报后，有60天的评议期，按照国际规则办事。现在我们是跟国际接轨的。
- 时间：15:15
李忠海：（五）标准化活动一定要贯彻公开透明、科学公正的基本原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02年到05年，国际上采用TBT措施通报情况，日本02年是32项，05年是13年，加起来是113项。中国在TBT措施方面，02年是12项，9项是强制性标准，05年是23项，22项是强制性标准，四年中是91项，其中66项是强制性标准。02年到05年的SPS措施通报情况，日本在这几年有68项，欧盟有227项，美国有776项，中国有88项，02年我们通报了15项。这说明我们的标准化工业已经按照国际化规则办事，我们正在跟国际接轨。
- 时间：15:14
李忠海：（四）标准应该成为促进自主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的有效工具。我们DVD生产用了国外的专利和标准，别人就让你交专利费，本来我们就没有多少钱，还要交这个专利费，我们最后就是赚一点加工费。这样的事在改革开放初期情有可原，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要提倡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东西要放到标准里，尽快的产业化，这就是标准促进自主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的有力工具。这方面我们将为大家做好服务工作。
- 时间：15:13
李忠海：（三）我们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题作用。国家标准的制定由于受到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之前是政府主导，这几年我们提出组织技术委员会，行政人员不能超过1/3，企业成员必须超过一半，我们希望企业来积极相应这方面的工作。广东政府就比较明智，省技术监督局的局长就对我们说他们搞了标准的五年实施战略，对那一个企业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就给予政策性的鼓励，这个做法就对了。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我国的工业化道路是有特殊性的，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到大工业，很多人对大工业的基本规律不清楚，大工业只要大量生产就需要标准，但是我们很多企业不懂也没有标准，或者是用过时的标准，这在技术监督局五年的工作之下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我们现在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已经迈出了步伐。
- 时间：15:12
李忠海：（二）我们要推动企业实质性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ISO、IEC现行标准有18000多项，这些标准由我国起草制订被批准的，和我们国家正在起草的只有60项，占到千分之三。也就是说99.7％的国际标准是发达国家制定的，在国际贸易中被大量的引用，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是国际上第三位的贸易大国，我们遵守的规则99.7％是别人制定的，这是极不相称的，我们要尽快的改变这样的面貌，这要靠优势企业、优势行业的专家去积极参加，但是我们中国人，出口当做一种待遇，出口要轮流，所以领导的观念要改变，这一点国营企业不如民营企业，要参加制订，就对这个产业上国际上的发展方向很清楚，你的企业怎样做就很清楚，就要培养优势企业的专家，懂外语懂技术，一次不落的参加这样的会议，或者自己来牵头，这样的事我们正在大力推进。
- 时间：15:10
李忠海：（一）要大力推动和鼓励企业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 时间：15:9
李忠海：五、我国标准化战略逐步清晰，希望各方大力支持，共同推进。入世以来，标准化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加入WTO后过渡期的结束，我国的标准化工作必须遵守WTO的规则，因此我国标准化的市场化改革与国际化接轨是必然的选择，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采取以下战略性措施。
- 时间：15:8
李忠海：同时我们现在国家的节水标准就有20多项，我们前年对耗水大的行业用水标准提出了严格要求，我国已经制定了130多项节能国家标准，100多项再生能源利用标准等等，但是目前制订国家标准还是很少，我们希望全社会来关注节水、节能、节材标准的制修订合和贯彻实施，推动我国节约型社会的建设。但是目前也有不少的企业执行标准的情况极差，偷偷摸摸的排放。
- 时间：15:7
李忠海：四是实施标准战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传统的发展观是建立在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和索取的基础上，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不断征服自然来提高人们的生活，不断向自然索取，索取得越多，人类的物质财富就越多，人们的生活水平就越高。这种观念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无穷无尽的索取，甚至是掠夺，造成了可利用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结果导致了自然界就必然要惩罚人类。这就促使人们不得不考虑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得不考虑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我们必须提高认识来全面贯彻的重要战略方针。胡锦涛总书记曾经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制定并强制推行更严格的节能节材节水标准”。这方面我们国家的工作标准怎样，我们国家在03年，GDP的总量只占世界的4％，石油的消耗量占到世界的7.4％，原煤占到31％，钢铁为27％，水泥为40％，氧化铝为25％。我国万元GDP的用水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万元GDP的能耗为2.68吨标准煤，是发达国家水平的3－11倍。我们国家确定的目标，到2020年GDP要翻二番，如果我们的资源消耗还是这样的水平，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国际上的铁矿供国际贸易，三分之一已经给我们买过来了，生产钢已经接近3万吨，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还是这样的消耗，水资源、石油资源、铁矿石资源其他的资源，我们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是没有前途的，因此要贯彻中央的科学发展观，贯彻胡锦涛总书记给我们提出的节材节水节能，形成一个节约性的社会，对资源高度重视，我国才可能可持续发展。
- 时间：15:6
李忠海：我们还要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行为，为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些年我们是有进步的，我记得92年筹备第一次全国打假电视电话会议，当时设想通过三年集中打假，事情就收摊了，但是没有想到打了十几年，势头得到遏制，但是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恐怕跟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系，因为假冒伪劣产品满足了消费层次低的一些人的需求，但是假冒伪劣产品对企业来说是违法行为，我们要毫不动摇立场鲜明的给予取缔，广东省质量监督技术局的局长在这里，我们一起打过假，他现在还老是领着队伍去打假。总体来说，拿这四年，我们国家质监总局出动了3723万人次，立案查出制售假冒伪劣案件69.7万起，共查获货值125.4亿元，结案57.9万起。我们系统也为此牺牲了数位好同志，有效的遏制了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蔓延的势头，为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改善投资环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会员企业连续两年推荐下，质监部门被评为最有效率的打假护优及保护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部门。
- 时间：15:5
李忠海：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标准，对市场和消费者负责，保障消费者的安全。制定标准有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主要是企业行为，执行标准的主体主要是企业，企业如果生产产品不符合标准，不按标准来做，你就不能让消费者得到安全的保障，得到享受。去年发生了阜阳奶粉案，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强制的标准婴幼儿的奶粉产品是有强制性标准的，但是他们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后来这个事情出现之后，很多人都跑到国外买奶粉，我们就遇到了不平等的待遇，这样国家采取了强制的措施来检查，检查了30家企业的奶粉，这30家企业的奶粉已超过全国产量的80％以上，产品都是合格的。
- 时间：15:3
李忠海：健全的标准体系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支撑。市场经济运行中纷繁的事物，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市场行为的主体，包括各类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自然人等，这是市场行为的发起者和操作者。另一类则是市场行为的客体，即市场上经营和交换的成千上万种商品，包括服务商品。这些都是市场行为的被操作者。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的正常运行必须在法律框架体系下进行，凡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不管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处于转型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由市场行为的主体由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只有行为主体遵守法律，行为客体（各种商品）符合标准，市场经济才能正常运行。像以前的燃汽热水器不符合标准，每年要死很多人，我们采用标准的方式，后来取消直排式热水器，这些问题就逐步的解决了。要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转的话，产品一定要有标准来规范。完善的标准体系建设，是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
- 时间：15:3
李忠海：第三个问题是实施标准战略，规范企业行为，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我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说一下观点。
- 时间：14:58
李忠海：还有SPS协定，这是专门管动植物、食品、饮料等等范畴的，也就是活体的东西，还有葡萄、柑橘树种种子的，还有引进的冷冻食品、饮料、酒等都在这个范畴里。这个协定有协调一致共同参与国际标准的原则，也有互相承认等同性的原则，也有危险性评估（风险分析）的原则，确认一并（疫情）的区域化原则，还有透明度的原则。这个国家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全，以及动植物的安全，有一个适当的保护水平，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发展水平不同，对人体健康和动植物的保护安全是不同的，要求最高的是欧盟和日本，比如说欧盟普遍的排斥转基因食品，但是在我国对转基因食品不排斥，允许消费者自由选择。SPS协定的适当保护规定，又为贸易中的技术壁垒提供了一个依据。TBT协定和SPS协定所涉及到的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和实施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就是各国实行的主要技术性贸易措施，在这个方面的苛刻要求就构成了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协定允许每个成员国有实现正当目标的权利和提出对人和动植物适当保护水平的措施的权利，这就使得技术壁垒成了合理合法的事情，它在国际贸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时间：14:57
李忠海：这样的一个原则规定之后，我们作为发展中的国家，产品达不到欧盟或者美国、日本的要求，产品就进入不到他们的市场，因此大家在贸易中碰到的所谓绿色壁垒，或者是其他的技术性壁垒，都跟标准有关，因为TBT协定就管三件事，TBT叫技术法规，在我们国家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国家强制性的标准、行业的强制性标准，这就是我国的技术法规。也就是说我们强制性的标准要求国外的产品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我们也不让他们进入，这是因为正当目标的需要。这是TBT协定。
- 时间：14:56
李忠海：技术贸易壁垒协定，它有15条和3个附件组成，主要有几个规则。一个是国际标准的原则，任何一个成员国要尽量采取国际标准，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活动。第二是标准国民待遇原则，这一点我要详细说明一下。国民待遇原则是WTO总的原则，标准过敏待遇原则，就是一个国家，比如说中国制定的标准是这样，对某一种产品，对别的国家进入到我们这里的产品，我们只能以我们的标准来要求人家，同样我们的产品要出口到美国去，就必须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达到要求，我们的产品要出口到日本，就必须按照日本的标准，到欧盟去，就必须符合欧盟的标准，这就是标准的国民待遇，在国际贸易中这一点起了很大作用，一个企业按照什么标准来生产产品，就看你的企业市场定位是哪里，你市场定位是多样化的，你的标准就一定是多样化的，你的产品销到什么地方，就要按照那里的标准执行。第三个原则就是透明度原则，一个国家在发布技术法规或者标准、合格评定程序时，只要与贸易有关的，就必须发布前给成员国事先通报，并要留出足够的时间。第四个是良好行为规范原则，就是WTO成员国在制定你这个国家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时，也不应该采取对技术、贸易产生障碍的规则，但是它有一个例外，如果一个国家认为国际标准不能满足保护国家安全的正当目标，就可以制定跟国际贸易不一定的规则。正当目标是五个，保障国家安全、反欺诈行为、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这五个方面，这一个规则就为各个国家，一些发达国家提高他的要求，执行比较高的标准提供了依据。
- 时间：14:55
李忠海：第二，世界贸易中的技术壁垒和标准化。WTO里一个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还有一个是实施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协定，这两个协定是现在国际贸易中贸易壁垒产生的主要根源。
- 时间：14:53
李忠海：第二个标准化组织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成立于1906年，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电工方面的国际性组织。
第三个国际标准化组织是国际电信联盟（ITU），是在1865年成立的国际电报联盟的基础上，1932年7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吗的会议上决定将国际电报联盟与国际无线电报联盟合并，并更名为国际电信联盟。我们是国家信息产业部代表参加ITU活动。
第四个是CAC，这是国际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在1963年成立的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已用友165个成员国家，覆盖世界人口的98％。
这四大组织的业务分工，ISO是标准方面很多综合性的范围，由ISO来做，IEC是电工电器产品、信息技术产品。而通讯方面的标准是由ITU来管，食品饮料方面的标准由CAC来负责。国际上比较公认的还有二三十个组织，在表里已经有了。
- 时间：14:51
李忠海：（二）国际上主要标准化组织。国际上的标准化组织有很多，这其中主要是有：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在1946年成立的，当时中国也是参与方之一。
- 时间：14:50
李忠海：按照标准的性质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2952项，占14.1％，推荐性的国家标准17954项，占85.9％。可以说，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建设了基本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标准化体系。但是我国标准化体系存在着标准总体水平偏低和标准实施情况较差两大问题，急需我们改进。
- 时间：14:49
李忠海：一、标准化概况。（一）我国标准化工作发展的三个阶段和标准化工作的现状。建国以来，我国的标准化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由于我国的工业体系建设是前苏联为主援建的，所以我们用的标准主要是前苏联的TOCT、OCT标准。第二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到上个世纪末，我国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标准体系，国家标准数量从78年的1700多项发展到目前的2万多项，我国把积极采用积极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作为重要的技术经济政策加以积极推行。89年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使我国的标准化工作走上了法制管理的轨道。进入新世纪，我国恢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细微，我国的标准化工作必须以WTO的有关规则开展工作，逐步与国际接轨，我国的标准化工作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阶段。
- 时间：14:49
李忠海：1993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会晤时的联合公报中就涉及到标准，92年汪辜会谈公报中也有了标准的内容，APEC框架下，在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下设有标准一致性分委员会，专门从事标准和合格评定方面的合作研究。现代标准已经成为国际间技术合作和经济贸易中不可缺少的共同语言，成为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助推器。同时标准化也成了国际贸易中技术壁垒的重要手段。
下面我讲五个问题。
- 时间：14:48
李忠海：在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标准化不仅渗透到现代科技发展的前沿，促进高新技术转化为新的产业，形成新的生产力，同时还突破了传统的标准化领域，从产品标准和方法标准发展到了管理标准，直接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促进国际贸易服务，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 时间：14:46
李忠海：近代标准化法院于18世纪大工业发展之初，工业应用标准的案例首先出现在武器制造过程中运用互换性原理，用一套公差与配合标准来保证同类产品的零件的互换性。后来很快发展到桥梁、铁路、建设等工程领域和在一定规模的工业生产中。
- 时间：14:45
李忠海：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实施标准战略，规范和突进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 时间：14:44
主持人：感谢龚心瀚主任的发言，很感谢跟大家一起分享你关于三不三失的观点。
下面有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李忠海。李忠海先生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从96年起先后担任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副局长，现在担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党组成员，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他还是国家机械工程学会的副理事长，国家标准化学会的理事长。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主管标准化工作，在我国标准化界有很高的影响力，多次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参加国家标准化组织的大会，他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实施标准战略，规范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 时间：14:43
龚心瀚：我们要注意，不能将贫富差距拉大，投资环境的政策必须以防止社会失衡为前提，必须致力于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我以上的一些看法，可以总结为三句话。第一，永续发展，也就是说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是投资环境建设的目标。第二，深化改革是投资环境建设的动力。第三，社会稳定是投资环境建设的基础。如何坚定目标、增强动力、稳固基础，使投资环境与发展、改革、稳定统一起来，协调起来，是一个影响广泛、意义深远的重大问题，我想我们在研究投资环境的时候，这方面不可以失，政府的当政者也不可以不详察。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 时间：14:40
龚心瀚：我国的经济改革最初几年，也就是1978年到1985年，人均收入都是增长很快，收入的贫困也相应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社会经济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是农村贫困改善方面，开始出现明显的减缓。九十年代之后，我国的城镇贫困率在逐步的上升，特别是极度贫困和赤贫人口出现了明显上升的趋势。因此，目前我国政府已经注意将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同改善贫困的政策密切的结合起来，切实的减少贫困人口。
- 时间：14:38
龚心瀚：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投资环境的改善过程一定是人民生活改善、社会福利增加的过程。只有就业增加、社会保障能力增强、消费能力提高，才能说明投资环境的改善。如果社会分配不公加剧，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少数人生活很好，多数人无居可安、无业可乐，这样的投资环境不能说是好的，要将改革的投资环境由减少贫困联系起来，改善投资环境要能够为穷人创造就业的机会、增加收入的机会、改善生活的机会。
- 时间：14:37
龚心瀚：要着眼全球化，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同时要立足国内，避免过度依赖外资、外贸、外需。九十年代以来，外国实际投资积累，我国占第三位，2003年我国甚至超过了美国，成为最大的外国实际投资国。1979年到1982年，我国吸引的外国投资为11.7亿美元，2000年我们就达到了407亿元，2004年我们就突破了600亿美元，这是我们的投资环境改善。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三大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从86年的25％，增长到2003年的接近60％，这是我进出口的总额，不是光出口。2004年，达到了65％以上。我们要推进法制化精神，切实做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同时不能让法律成为固化部门利益的工具，要提高公众参与度、改变部门立法权责不对等的局面。凡是有背于这些基本方向的改革，就不能推行，推行了的也要中止。二是要统筹协调改革方案。改革方案要进行需求的分析、收益的分析、风险和成本分析，提出收益分享和成本分担的合理规则。三是要协调各项改革方案的推出时机，既要配套设计，又要有序推进。
- 时间：14:35
龚心瀚：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要从实际出发加大改革力度，同时要避免改革失误，改革已经进入了深化阶段，哪怕是很小的失误都会付出很高的成本，都会使投资环境改善成果付之东流。因此，改革工作一定要加强统筹协调。
统筹协调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统筹改革方向。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重点是资源、资金、人才等要素市场。同时也要防止过渡市场化，尤其要防止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我这里讲的比较谨慎，叫过度市场化，按我的看法，像教育、医疗是不能搞市场化的，因为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在这里比较谨慎，说不要过度市场化是可以的。
- 时间：14:32
龚心瀚：从改革的角度来看，投资环境改善过程就是从实际出发，不断加大改革的力度，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的过程。改革的力度大、改革的步伐快，阻碍投资环境建设的不利因素就会减少，促进投资环境的有利因素就会增加。国家信息中心关于杭州和江门的案例分析报告，非常清晰的表明了这一点。
- 时间：14:29
龚心瀚：江门市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承认事实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走符合江门市实际的发展道路，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法持续发展，不是单纯的追求GDP的增长，他们提出了坚持发展经济，不以浪费资源、不以牺牲环境、不以破坏社会的和谐为代价，努力实现经济速度与质量效益的统一、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统一，也就是上面谈到的增加了投入与提高人民生活相统一。 这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
- 时间：14:28
龚心瀚：发展失衡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是地区之间差距过大，其背后一定是有一种政策，也就是削短补长，这样的政策就抑制了后发展地区的潜能。本来这个地区落后了，就从那里挖一块资产来补到这里来，就造成了地区的差距大起来，落后的更落后，发展的就发展的更快。还有一种失衡表现，就是地区之间没有差异，其背后一定也是有一种政策，也就是削长补短，使先进地区发展受到影响，而后进的地区发展也不见得健康。为了避免发展的失衡，投资环境政策要特别强调两点。第一是强调差异化，如果大家都搞工业立市、工业兴省、工业强县，都是以汽车、石化、电子信息为支柱产业，就会导致产业结构雷同，发展的模式也雷同。表面上是大家争先恐後加快发展，一片繁荣景象，实际上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潜伏着巨大的危机。我们只有搞绿色GDP，承认、鼓励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不要搞相同雷同的东西，从各自的实际出发，才能真正有利于各个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全国投资环境的改善，也有利于各地区之间、中央与地区之间投资政策的协调。第二是投资环境政策要与一个地区的资源条件相匹配，要与投资者特定需求相匹配，什么样的环境吸引什么样的投资，要与投资者的特定需求相匹配，什么样的环境适应什么样的投资，缺水的城市就不能千方百计引进用水大户，缺电的城市就不能去建设耗电大的企业。
- 时间：14:25
龚心瀚：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投资环境的竞争是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竞争，而不是发展速度的竞争。这是我的看法。当然，适当的发展速度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因此说发展的速度越快，投资环境就越好。反过来也不能说投资环境最好，发展的速度就一定最快。不适当的发展速度，过快或者过慢，如果我们经济发展速度是低速的，是停滞的，那么就显然会将投资者拒于千里之外了。但是如果我们的经济是高速发展，可是是资源枯竭的，环境恶化，以此为代价的，投资者最终也会远走高飞。所以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地区也好，在人才、资源、环境的约束条件下，都有一个潜在增长能力问题。自然条件不同，比较优势不同，发展速度也应该有所不同。投资环境的改善原则、改善方向、改善的重点也应该有所不同。
- 时间：14:22
龚心瀚：中国的投资环境，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有三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这三度适中，相互结合，相互协调，投资环境会不断的优化，反过来发展失衡，改革失误，社会失序，只要这三个方面有一个方面失误了，投资环境就会出现恶化。因此改善投资环境就必须把好速度、力度、可承受程度，避免“三失”。
- 时间：14:19
龚心瀚：我是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和宣传工作的，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要宣传，对经济工作也是比较关注的。特别是近期以来，对我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很感兴趣，常常从新闻宣传工作的眼光来观察这些问题，同经营界、企业界的朋友谈论这个问题。上午听到几位嘉宾就投资环境的理论分析和实际研究所做的精彩演讲，很受启发。这里我也谈一点肤浅的认识，和大家交流，供参考。
- 时间：14:18
龚心瀚：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讨论有关投资环境的问题。
- 时间：14:17
主持人：今天下午第一个专题第一位发言人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龚心瀚先生。
龚心瀚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长期在中央的宣传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位知名的专家学者，撰写发表过大量的理论研究文章，今天下午他的演讲题目是“中国经济发展与投资环境”。
有请龚心瀚先生为我们发表演讲。
- 时间：14:16
主持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张小冲）：大家好！今天下午的会议现在开始。
我很荣幸能够主持今天下午第一个专题的发言。现在我们就请下午第一专题四位演讲人上主席台。他们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龚心瀚先生。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李忠海先生。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水林先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刘世定教授。
- 时间：14:15
主持人：刚才这位代表非常荣幸，提的要求也非常高。三位专家都回答了你的问题。为了不影响下一个阶段的重要活动，提问时间就到此结束了。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今天上午委员长宣布本届论坛隆重开幕之后，雷于蓝省长致辞之后，六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深刻的阐述了投资环境的研究成果，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发展思路，大家进行了思想的互动，上午的大会取得的丰硕的成果，与会的代表享受了思想的盛宴，享受了理论与研究的盛宴，感受到浓厚的学术氛围，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六位专家的精彩演讲。今天上午的活动到此结束。
- 时间：12:9
王南健：作为地方政府，怎样让企业发展，将成本进一步降到最低，我看这个主体还是由企业来承担。作为政府，我们主要是承担创造企业良好发展环境的角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现在我们主要是硬环境、软环境两个方面着手。硬环境是交通，包括我们这个酒店等，吸引各方面的人气。软环境，我们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能够将我们政府的服务做到最秀、效率最高。比如说我们以前一项审批要花半个月的时间，现在我们一天就可以弄完，将企业的时间成本、物流成本等等，都降低下来。政府着重在这个方面努力。
- 时间：12:7
王长胜：我补充两句话。
恐怕投资环境的改善，还不能完全用国企多或者国企少来划分，要因地制宜，根据你的特点来选择你的战略和路线。这是一点。
这位先生还问到成本比较高，积累的问题比较多，我想这可能也是事实，但是至少有一点，如果我们在投资环境方面我们用心了，我们制定了比较合理的战略，在下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不要再重走历史上的覆辙，至少在长期来说，对今后的发展还是有好处的。
至于说老企业，还是我们以前叫做计划经济也好，还是那种不顾成本，不顾资源消耗，我们不得不付出历史代价。
- 时间：12:6
王金南：感谢你提的这个问题。
刚才我在演讲的过程中，这个问题是没有展开，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投资环境问题。
我觉得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或者说是投资家，他是应该看到一个地方的环境管制，或者说环境状况，环境管制越严环境状况越好的情况，应该投资的更积极，不是说应该找一些地方，可能是环境治理成本，或者说是环境投入成本很低的地方投资。江门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我来过江门四次了，在珠三角我觉得江门是很好的土地，现在保护环境，未来肯定能够得到回报，包括在投资方面。
举一个不好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到山西，现在的采矿基本上都是赠送式的，私人企业在那里开采，对采矿的人来说成本很低，但是给当地带来的环境污染成本是很高很高的。我们给他们估算一下，开采一吨煤，给当地留下的损失大体上是60块钱，相当于出省价格的1/4左右。所以我倾向于在考虑投资成本的时候，应该将环境成本给有效的纳入到其中。
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 时间：12:5
现场嘉宾：刚才三位王先生做了精彩的演讲，其中讲到区域发展中环境非常重要，在政府作为里很重要的就是怎样改善整体的环境，除了投资环境，还有发展环境。
在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成本怎样控制，包括上一个阶段的发言也提到企业里，如果国企多的地方，投资环境相对是差一些的，私营企业比较活跃的地方，投资环境总体都好。而我们现在在改善投资环境中，基础建设的很多方面，实际上都是就国营的行为，这方面成本如何控制很关键，否则的话最后成本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市民来承担。请学者和市长都来回答。
- 时间：12:2
主持人：谢谢王市长富于激情、充满思考的精彩演讲。
刚才三位王先生做了精彩的简明扼要的演讲，接下来是提问的时间。
- 时间：12:1
王南健：借此机会，请让我再次感谢世界银行对江门的关注，感谢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广东省人民政府等主办单位对江门的信任和支持，让江门成为本届论坛举办之地。
最后，作为东道主，我诚挚邀请诸位在江门多走一走、多看一看。通过亲身体验，相信诸位会明白，为什么“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会选择在江门举行；为什么海内外投资者越来越集中地把目光盯住珠三角西岸的江门，甚至有“今日不来，明日后悔”之感；为什么江门人对自己的家乡如此热爱、如此自豪，对江门的未来如此充满信心。
女士们、先生们！请记住您现在印象中的江门，待您下次再来，江门将会给您更多的新发现！
谢谢大家！
- 时间：12:0
王南健：女士们、先生们！
可持续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我们为此所作的探索仅仅是个开始，我们深知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期待通过本次论坛，从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中汲取经验，不懈前行，努力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范例。
- 时间：11:58
王南健：E是指教育（Education）。德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有句名言：“教育是民族最伟大的生活原则”；中国也有句古语：“教也者，义之大也”。教育，决定人的素质；而人的素质决定社会的一切。政府工作千头万绪、百事待理，但我们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位置，在全市建立起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继续教育等多层次、多元化的教育体系，为市民提供良好的教育设施和机会。我们特别注重解决贫困家庭子女上不起学的问题，形成政府为主、社会参与的扶助机制。目前，全市义务教育普及率为98.7%，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74.24%，大学毛入学率25.47%。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全市拥有培养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教育培训机构，其中高等院校4所，国家级的重点职业或技工学校8所、省级8所。我市职业教育在全省位居前列，每年培养出一大批深受企业欢迎的高素质的蓝领人才。
- 时间：11:58
王南健：V是指农村（Village）。农村问题是江门在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我们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果城乡差距过大，社会就不协调，就不稳定。因此，我们把缩小城乡差距，解决农村贫困，作为市政府的一项主要目标。我们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实行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就是通过推行“公司（协会）+基地+农户”的模式，增加对农业的科技投入和资金投入，改变一家一户分散的生产方式，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和加工率；全市已建立农业产业化组织249个，共带动农户25.9万户。农村工业化，就是通过集中建立工业园，大力发展乡镇工业，这是解决富余农民就业，增加农村家庭收入最有效的途径；去年全市乡镇工业产值118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5%；农民每收入100元，就有23.5元来自务工收入。农村城镇化，就是把农村工业化发展到一定规模所产生的消费能力和产业需求引导到城镇发展第三产业，从而使城镇成为农村三大产业协调发展的有效载体。此外，我们还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全面免征农业税，大力实施“十项民心工程”，切实解决农民低保以及部分地区行路难、饮水难、读书难、住房难等问题。
- 时间：11:56
王南健：O是指海外华人（Overseas Chinese）。江门籍的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约380万，遍布世界107个国家和地区，有“中国第一侨乡”之称。华侨华人不仅为家乡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世界上数量最多、最具魅力的中西合璧的碉楼建筑群，而且在改革开放后，通过捐资赠物、兴办实业，为侨乡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华侨华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开放兼容、博采众长、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华侨华人是侨乡对外开放的穿针引线者、招商引资的搭桥铺路人，是侨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独特优势。我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华侨华人这一宝贵的人文资源，尤其是对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我市去年举办的首届“中国（江门）侨乡华人嘉年华”活动就是这一努力的新尝试，该活动以天下华人是一家为主题，在海外华侨华人中引起强烈共鸣，产生广泛影响。
- 时间：11:53
王南健：L 是指劳工（Labor）。劳动力不仅是财富的创造者，而且理所当然地是财富的共享者。这往往被一些企业所忽视。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在这种观点支配下，一些企业压低工资、拖欠工资等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结果，自食“招工难”、“民工荒”的苦果。江门市政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十分重视宣传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劳动法》及相关劳工政策，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坚决纠正各种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营造了相对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
- 时间：11:51
王南健：女士们、先生们！
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经济上的可持续，而且要求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其要旨在于不仅要使全社会统计总数持续增长，而且要尽可能使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持续改善。为此，我们十分关注和谐社会的构建，特别是在“L·O·V·E”上下功夫。这4个字母组成单词就是英文里的“爱”，这恰恰表达了我们对社会的关爱；我们把这4个字母作为4个词组开头的第一个字母，则代表了我们工作的四个重点。
- 时间：11:50
王南健：女士们、先生们！
实施可持续发展，不是把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而是要实现两者的对立统一，最终还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江门的发展，不可能靠消费作支撑，必须靠投资。因此，作为政府，就要为投资者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此，我们从四个层面来努力。一是交通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高速公路网络，打造与大珠三角周边城市的1小时经济生活圈。二是产业配套环境。立足区域分工，错位发展，加快优势产业集聚，完善产业链，形成了机电、纺织、造纸、食品、电子信息、建材等支柱产业和年产值1800亿元的产业规模。三是知识产权保护。致力营造一个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的法制环境，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宣传和执法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制定并实施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方案，严厉打击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保障知识产权权益。四是政府服务。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着力在科学决策、管理创新和对市民“零距离服务”上下功夫。委托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率先在全国制定地方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与五邑大学合作开发了“城市经济发展预测与决策支持系统软件”，为政府分析判断经济形势提供科学手段。政府管理引入用企业精神改造政府的理念，于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第一个在政府部门成功导入ISO质量管理体系。为实现与市民、投资者“零距离”接触，我们至少有10条相互沟通的绿色通道，建立了投诉中心、职能部门以及政府等三级服务平台，以“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态度，努力为市民、为投资者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在世界银行上次发布的《中国投资环境报告》中，我市的政府管理成为进入“4A”级的两个城市之一。
- 时间：11:49
王南健：历史文脉和现实感知，使我们逐步确立了科学的发展观，即坚持发展经济不以浪费资源、不以牺牲环境、不以破坏社会和谐为代价，努力实现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相统一，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相统一，增加投入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统一，加快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统一，把江门发展成适宜人居和创业的生态城市。江门也因此获得了“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成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 时间：11:46
王南健：在历史上，江门人民的血液中流淌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人文传统。中国文学界泰斗巴金先生笔下的“小鸟天堂”，就在我市——一棵生长在人烟鼎盛的村落之中，有380多年历史的古榕树，独木成林，仿佛是飘在水上的绿洲，成千上万各种各样的鸟类在此栖息、繁衍。“小鸟天堂”既是一个闻名于世的自然景观，也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缩影，更是根植于江门人民心中环境价值观的真实写照。现实的例子，便是在全流域成功进行水环境综合整治的“潭江模式”。潭江是江门市境内流域面积和流经范围最广的河流，流域面积5769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60.6%，素有“五邑美，美在潭江”之称。改革开放初期，强烈的工业化冲动曾使人们一度忽略环境的承载力，潭江也面临水质恶化的危机。1987年，江门市政府和人民认识到污染潭江等于自毁家园，于是展开了一系列潭江保卫战，在全国率先创造出跨行政区域联合保护水资源的“潭江模式”。十多年来，潭江流域工业总产值增长近10倍，但水质并未随之恶化，形成了一幅“一泓清流穿五邑，尽显潭江天然色”的自然美景。
- 时间：11:45
王南健：女士们、先生们！
江门的生态环境保持良好，得益于我们没有把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单一的价值取向，而是坚持在统筹发展、协调发展中加快发展的理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江门市GDP年平均增长速度达14%，去年人均GDP超过2500美元，进出口额近80亿美元，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达80亿美元，跻身中国城市综合实力百强行列。尤其令江门市民感到自豪的是，经过20多年的较快发展，江门95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总体上仍然保持“山青、水碧、天蓝、地绿”的景象，使江门在珠三角城市群中具有独特的魅力，成为一块令人瞩目的“绿洲”。江门人为什么能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路子？我从历史和现实中各举一个例子，或许有助于解开这个答案。
- 时间：11:43
王南健：环境与发展是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世行作为全球三大经济组织之一，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把本论坛首次选择在省级以下城市举办，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说明世行不仅对大城市，而且对广大中小城市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同样给予高度关注。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在中国，解决好占全国城市总量90%多的中小城市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对于推动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一如不久前去世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是“小城镇，大战略”。
- 时间：11:42
王南健：尊敬的雷副省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我前面演讲的五位嘉宾，他们都是讲世界语、国语，我讲的是地方话。作为第三个承办“中国投资环境论坛”的城市的市长，我十分荣幸能在这里跟大家介绍江门市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一些感悟，与大家共同探讨在加速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
刚才王长胜先生以江门为案例做了分析和介绍，我们深表感谢。
- 时间：11:42
主持人：谢谢王先生的精彩演讲，尤其是对江门投资环境案例的深刻分析。
下面请第二阶段的第三位王先生演讲，江门市市长王南健先生做题为“关注可持续发展，关注社会和谐，营造适宜人居和创业的生态城市”。王南健先生作为江门市政府的市长，在地方经济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探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欢迎王南健先生演讲。
- 时间：11:41
王长胜：中央政府可能也会陆续采取一些办法，来解决我们目前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的失衡状态，比如说适当的采取一些办法，来限制出口，这是大家已经看到的这样政策的出台。但是同时可能也是在研究对于内需，特别是靠消费来拉动内需的方面怎样更多的做一些工作，会有相应的考虑。我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关我们研究的宏观经济的有关情况，也使大家跟投资环境的研究结合起来，最后一点，要使我们的投资环境逐步的改善，一方面要建立比较好的分析、评价和研究的体系，使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改善投资环境非常明白的思路，另一个方面，大家共同为保持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的良好局面作出努力。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 时间：11:39
王长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还会继续保持现在的一种比较稳的宏观调控的政策力度，我觉得可能不会做更大的动作，既不会拉动，也不是继续收缩，不会做大的动作，这是我们的判断。
- 时间：11:39
王长胜：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内需和外需的比例不尽合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那么高，实际上是有一定风险的。而且内需再继续下滑，对整个经济的平稳增长，也并不是十分有利的。所以我说当前大家应该非常关注的是我们国家经济增长需求结构方面有一些不平衡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具体的指标，出口增长幅度很高，进口相对比例大，顺差进一步增长，这是我认为我们国家宏观经济当前要注重的问题。
- 时间：11:38
王长胜：第三，大家可以观察今年第一季度GDP的增长是9.5％，去年一季度GDP的增长是9.7％，大家可能认为今年和去年没有很大的变化，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分析第一季度和去年第一季度的需求构成就可以发现，尽管今年一季度9.5％的GDP增长幅度并不低，但是内需成分已经明显的下降了。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去年一季度的GDP增长9.7％，我国的外需是逆差87亿美元，这实际上对GDP是负的贡献，也就是说我们当时靠内需拉动的经济，应该达到11％以上，才能抵消掉外需对GDP的影响，而保持9.7％的增长速度。今年9.5％的GDP增长，我们测算了一下，外需的拉动占4％，因为今年一季度的顺差已经达到了168亿美元，加上去年逆差87亿美元，相对差已经达到250亿美元以上，这一点也就说明我们9.5％的增长速度，靠外需拉动的成分非常，我们测算是4％。如果扣掉4％，我们国家GDP靠内需拉动就是5％多，这跟去年11％相比，不是有很大的回落吗？所以我们说宏观调控已经起了效果，继续按着回落的方向，按照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向发展。
- 时间：11:37
王长胜：第二，从我们研究经济景气的先行经济指标的变动趋势来看，反映经济超前变化趋势的先行经济指标继续在回落，这证明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宏观经济仍然会沿着这样软回落的趋势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担心的宏观调控之后的经济过热的反弹，或者说是投资过渡膨胀的反弹压力在逐步的下降。
- 时间：11:35
王长胜：我说三个观点。
第一，从04年下半年以来，中央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我们认为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在沿着宏观调控预期的方向，以软回落的形式，在平稳的过渡。大家都不太同意软着陆，所以我们说是软回落，因为软着陆可能说是飞机从万米高空降到机场然后再上升，但是国外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不存在软着陆，我们说是软着落，就是回到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附近，大家可以看一看我国第一季度，包括第四季度的经济指标，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经济指标都在平稳的回落，我们搞的经济景气分析方法，十个景情指标绝大多数已经回落到绿灯区的类型，这是第一点。
- 时间：11:34
王长胜：我国信息中心成立了一个研究课题组，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做了一个研究，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 时间：11:32
王长胜：最后补充一点。我认为这样的投资环境，尽管需要方方面面的条件，有不少类型的演变，但是最终还是要依赖我们整个国家的宏观大环境，只有整个国家的宏观大环境处于比较良性的状态，各城市各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打造才会有比较坚实的基础。就这个机会，我就当前的宏观形式，非常简单的谈几点看法。
- 时间：11:32
王长胜：以上是我配合世界银行进行统计调查进行城市统计环境案例研究的有关情况，因为是很初步的，供大家参考。
- 时间：11:31
王长胜：今后我们也希望将投资环境案例的研究推广到更多地区，覆盖到更广阔的领域，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政府政策调整与体制创新并不是研究投资环境唯一的视角，我们只有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才能形成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们期望，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在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也在我们各级政府和各界朋友的共同努力下，投资环境研究能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推动我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 时间：11:31
王长胜：江门的投资环境当然还不能说是完美，但是使我们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魅力。如果我们进一步了解江门的发展规划、发展战略，我们对江门未来的发展是满着美好的期望。
- 时间：11:30
王长胜：一个是顺应时势，坚持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第二是积蓄后发优势，实施政府转型战略，为未来提供支撑力量。第三，立足自身优势，实施城市竞争战略，进行差异化的城市定位。第四，借助其他城市的优势，实施城市合作战略，通过取长补短，建立和巩固自身的优势，既有城市的竞争战略，又有城市的合作战略。第五，转变自身的劣势，实施产业聚集战略，通过合理发展支柱产业，然后形成聚集产业的优势。第六，积极壮大声势，实施城市品牌战略，通过宣传推介活动彰显投资环境质量与城市实力。他们将投资环境战略与之前制定的六大战略结合起来。
- 时间：11:29
王长胜：在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江门市的投资环境，我们认为可以说从停滞型号从外部型再从发展型的曲线变化，目前在向可持续发展这个方向进行调整和转变，逐步向和谐型发展。所以江门市的投资环境，政策的万变，也反映出了当地政府根据国家宏观形式和政策的变化，不断调整工作重心的这样一种努力，也体现出他们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一些区位条件和既有的优势，寻求科学定位的战略眼光。尤其是在近几年，江门市政府逐步将投资环境的改善，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思路，这种思路大致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或者说是江门市已经形成了六大战略。在现在实际上江门是将它的投资环境战略和已经形成的六大战略紧密的结合起来，我们概括为六个方面。
- 时间：11:29
王长胜：03年以来，江门以理顺投资环境要素关系为重点，以实现资本集中、人才荟萃、资源永续利用为目标，在继续提高要素自由度和集中度的基础上，将工作重心转变为不断增强要素的和谐度。目前建设和谐社会是我国很重要的战略构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江门还是很有超前意识的，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比如说江门市政府一直坚持集约用地的概念，对土地进行分类管理，加强土地用途的管制，严格控制非农用地，到目前为止在江门市954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设用地所占的比例是10.2％，而农业用地达到了70.29，这个比例还是保持的非常好，其中农田保护区达到了281万亩，这在珠三角的土地日益减少，经济运行成本增高的情况下，江门市丰富的土地资源，这种优良的环境资源，将成为吸引投资和改善投资环境非常有价值的优势。
- 时间：11:27
王长胜：江门在良好的投资环境的建设过程中，也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减少了投资者的政策风险。江门实际利用的外资，达到01年的8.36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额，从97年的4.74亿美元上升到01年的8.27亿美元，这是我们当时调查研究所取得的资料。近两年在这个方面可能也会有明显的增长。我就不细说了。
- 时间：11:26
王长胜：根据以上的方法和理论框架，我们对江门的投资环境，也从案例的角度进行了一些剖析。在和世界银行做二十多个调查和结论也是比较吻合的。比如说江门市政府从1983年确立地级市以来，江门市政府对投资环境的改善是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探索和调整的过程。在1983年到1997年15年期间，江门市一直以改革开放为契机，着力提高辖区内投资环境的自由度，积极增强要素的集中度，不断完善激励机制，释放资本和劳动力的能量。工农业的增幅达到26.2％，财政收入年均增幅达到36.7％，所以说是非常均衡也是非常高速的增长局面。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江门市时候着力在产业结构方面进行优化，1983年国民经济三大产业结构的比例，是33.3：41.1：26.6，但是到了90年，一产业下降到23.6％，二产稳步上升达到23.9％，三产达到了33.5。在1998年到02年的过程中，江门在进一步提高要素自由度的同时，将提高要素集中度作为工作重点，不断推动政府转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非国有资本的进入门槛和成本，充分发挥了劳动力和能源的层本优势，大力吸引境外的投资者。大家在材料中已经看到了，一会儿王市长也会说到，海外有大量的人口，他们也会吸引大量的海外投资。
- 时间：11:24
王长胜：刚才我说的是我们在进行城市投资环境评价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一些方法和理论构架。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分析分析江门的案例。
- 时间：11:22
王长胜：第四是政府功能的约束，也就是说政府对市场活动的介入应该是适度的，我们常常说不要越位又不要缺位，其实这个度还是挺难拿的，不同的国家情况不同，比如说我国现在政府在什么地方就应该退位，什么地方应该市场多发挥作用，这可能也是我们在改革过程中政府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难点。
- 时间：11:22
王长胜：第三政府治理权限的约束。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在进行制度创新的时候，它的空间也不是无限的，而是要受到约束的。
- 时间：11:21
王长胜：第二是政府治理能力的约束，比如说要素的自由度、集中度的提高，会对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应急能力构成一些新的压力，不是说这些东西就是你想做就可以做到，而它实际上是在推进的过程中，形成一些对政府更高的要求。
- 时间：11:20
王长胜：一个是资源约束，也就是说要认识到资源承载能力的有限性。这一点刚才杨司长已经说的非常有深度了。
- 时间：11:20
王长胜：第四我们提出了投资环境改善的边界。大家知道，投资环境的改善并不是无成本的，改善投资环境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具体而言，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的过程中面临着以下约束。
- 时间：11:20
王长胜：第三是我们提出了城市投资环境改善的方向。政府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对投资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的影响，这是不容置疑的。投资环境的改善是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不断提高要素的自由度、集中度和和谐度的交互过程。停滞型的投资环境改善目标是既要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又要激发内部活力，增强区域凝聚力。属于内聚型投资环境的改善重点，肯定是应该降低市场准入与退出门槛，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促进自由贸易。属于外溢型投资环境的改善，任务在于挖掘特色资源，创造比较优势，形成局部资金与人才洼地，并逐步向外拓展。发展型投资环境改善方向是在资源承载能力的约束条件下，要不断的提高要素和谐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 时间：11:19
王长胜：第四种类型是优良型，我们叫发展型的投资环境，表现为集中度和自由度都比较高。比如说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城市，在这个方面就显出了比较好的优势，这是第二个方面。
- 时间：11:19
王长胜：还有外溢型投资环境，表现为自由度高，集中度低。例如一些城市在充分降低进入门槛、提供各种优惠政策的情况下，仍然面临资本和人才的净外流。
- 时间：11:18
王长胜：还有内聚型的投资环境，表现为自由度低，但是集中度相对比较高。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后，一些城市因地制宜的，或者说是一些城市对于地区保护这方面强调的比较重，阻碍了人才和资本的流动，但由于原有基础较好，仍能获得一定发展。
- 时间：11:18
王长胜：第二个方面是以评价指标为基础，我们和分了城市投资环境的类型。也是用我们刚才提到的集中度、自由度的矩阵，我们将城市投资环境分为四类，我们有一个表。最左下的我们叫它为停滞型的投资环境，也就是说在自由度、集中度方面都是比较低的。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生产要素是不能自由流动的，资金规模比较小，人力资本利用率比较低，我们认为是属于低-低型，或者叫停滞型的投资环境。
- 时间：11:17
王长胜：我们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我们叫理论方法的构架。我们提出了评价城市投资环境的核心指标。我们认为，投资环境应该包括资本、劳动力、资源和制度安排等等要素。评价和比较城市投资环境必须要考虑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刚才杜大伟先生已经讲了很多这些方面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将它归纳为要素自由度、要素集中度和要素和谐度等三个方面来考虑。要素自由度反映的是资金、劳动力流动障碍的大小，也就是说制度障碍少自由度则高，制度障碍高反而自由度最低。要素集中度主要反映的是资金和人力资本流入的规模和速度，净流入规模大，速度快，则集中度高，反之则低。要素和谐度反映的是资金、人力资本与资源承载能力的匹配程度。资金与人力资本的流入和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则和谐度高，资金与人力资本向资源瓶颈部门集中，我们认为和谐度则低。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评价指标以及不同的自由度、和谐度以及集中度的概念。
- 时间：11:16
王长胜：第二个问题，介绍一下投资环境分析的理论框架。
目前我们配合世界银行，已经做了三个城市的投资环境案例分析，包括杭州、怀化，第三个就是江门了。为什么我们选择江门做投资环境案例分析呢，因为在03年世界银行搞的投资环境调查里，江门排的第六名，前五名分别是杭州、上海、广州、深圳、重庆，他们都是直辖市，或者是省会城市，或者是计划单列市，除此以外，实际上江门名列第一，这种中型城市或者中型偏下城市里，江门排第一，所以我们认为选择江门作为投资环境案例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 时间：11:14
王长胜：所以开展投资环境的研究与评价，特别是与国际上这种研究评价的方法接轨，对于我们中国各个城市提升对投资者的兴趣，提升投资者的信心，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对我们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对于投资环境的有关问题，受到我国各个层面的关注和重视。这是我要介绍的第一个问题。
- 时间：11:13
王长胜：第三，世界银行已经在投资环境的国别比较和统计调查方面积累了翔实的数据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对城市投资环境所作的案例研究，可以作为世界银行总体性研究的一个补充，或者说本土化的一种尝试。
- 时间：11:12
王长胜：第二，我国的城市政府在投资环境改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行政序列中，城市政府既是上级政府政策安排和行政指令的执行者，同时在执行方式、执行力度、执行时间的选择上，又有着较大的自主性。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时期，城市政府在制度创新方面更是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案例研究的方式，有助于研究地方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也有助于把握地方政府政策变化对投资环境的影响。
- 时间：11:12
王长胜：我们为什么要以城市为对象 ，并且选择案例研究的方式，这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中各个城市、各个地区在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制度环境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深入实地的案例研究，有助于理解特定城市的特定环境，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并且有助于根据各城市的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的战略设计，明确改善投资环境的方向和途径。
- 时间：11:11
王长胜：刚才杜大伟先生在演讲中，已经从各个角度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这个方面的问题，我刚才说了，我主要是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通过个性化的研究，来对中国的城市环境，以及上述的问题进行探讨。
- 时间：11:11
王长胜：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按照大会的安排，我跟杜大伟先生介绍的情况有一点呼应，从中国城市投资环境谈一点问题。首先是介绍一下开展城市投资环境案例研究的意义。世行05年的发展报告中有一个非常重点的观点，就是投资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建立在大量的研究基础上，我也是完全同意的。接下来就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既然投资环境的改善，可以创造更强的企业竞争力，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那么投资环境的优劣应该如何衡量在改善投资环境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如何作为，政府行为的边界在哪里？这些问题就很自然的浮到我们的脑子里。
- 时间：11:10
主持人：谢谢王金南先生的精彩演讲，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我国的环境污染，刚才王先生所指出的问题和数据确实令人震撼，这更加坚定了我们走可持续发展观道路的紧迫感。
下面请王长胜先生做演讲。他长期从事宏观经济、数量经济的研究，发表了不少的论著，欢迎王长胜先生的演讲。
- 时间：11:9
王金南：根据计划的安排，06年的6月，完成11个试点省市的试点工作，预计2006年大概6月份左右，下面是下半年我们能够完成全国31个省市的绿色GDP核算，到那个时候我们将会看到哪一个省的GDP更绿，哪一个省的经济发展越能体现可持续发展。
我的报告就是这么多。谢谢大家。
- 时间：11:7
王金南：国际合作项目，我们目前主要是跟世界银行合作，这个月刚刚签完合同，开展建立中国绿色国民核算体系，同时跟联合国的环境署等等方面我们都进行了一些合作。05年下半年将启动全国的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这个工作应该说为全国的绿色GDP核算提供了一个基础。
- 时间：11:6
王金南：第四个方面介绍中国绿色GDP核算的进展与展望。
国家统计局跟国家环保总局在04年开展了部门的合作，建立了部门的合作机制，这是中国第一次从研究机构层面，转移到政府层面上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到目前为止，这两个部门的领导下，牵头发了绿色核算的框架，尤其是环境经济核算的框架已经拿出来了。同时在国家林业局和国家统计局方面，也开展了部门之间的合作，将森林核算纳入到绿色核算的体系中。在地方层面上我们目前有11个省在开展试点，这个试点工作，我们在选择过程中有很多的省都希望加入。一些试点城市也在加入试点项目。
- 时间：11:5
王金南：这是中科院广州所做的一个01年的研究，从珠三角地区九个城市的绿色GDP核算。我查了有关的文献，江门的情况，是根据传统人均GDP核算跟人均的绿色GDP核算，前进了一位。原来是第7名，根据新的核算方法，是排到第6名。
- 时间：11:4
王金南：从COD排放的情况来看也是这样。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绿色距离比较小一些，它的绿色贡献比较大一些，中西部依次情况表现差一些。
- 时间：11:4
王金南：我们做了03年31个省的能源消耗强度绿色距离，我们可以看出来大部分小于零的城市都是在东部，这主要是跟能源的强度、产业结构都是有关系的。从水资源消耗来看，也可以看出有趣的问题，比如说新疆，水资源消耗距离是最大的，一般人的概念认为新疆是缺水的，但是从人均的角度来说人均水资源很丰富。从二氧化硫的排放强度绿色距离来看，差的也主要是在西部地区，尤其是贵州、宁夏、陕西等等，COD排放强度绿色距离来看，好的也是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能源消耗强度绿色局限比较来说，中间一条线是一，也就是说如果高于我是做的好的，小于一是做的不好，等于1是生态盈亏平衡的状态。水资源的消耗绿色贡献情况，大家一看也清楚，像北京、天津相对绿色贡献比较大一些，从二氧化硫的排放强度来看，海南、北京、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方相对比较好一些。
- 时间：11:3
王金南：绿色局限是指每个省的GDP份额，除以相应的能源消耗，或者是资源消耗，或者是污染物排放的份额，这两个比例得出来。我们可以看出来，绿色距离的值越大，相对来说对国家生态省的标准，这样的一个相对值，表现就是比较差的。绿色贡献这个值越大，相对来说，产出同样的GDP，消耗的水资源、污染排放等等，都是比较小的。
- 时间：11:2
王金南：衡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指标体系，这是长期的工作，不可能短期内取得突破，在技术、制度方面都有困难。我们也是想建立一系列的指标，体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指标，可以加入到地方的政绩考核中。租金中组部在国家环保总局在内蒙、四川和浙江三个省开展了新的干部考核制度，将有关的指标都加入到其中。我们在这里提出这些指标包括万元GDP的物质投入，也就是自然资源消耗这部分的总量放入，万元GDP的能源消耗、万元GDP的水资源消耗、万元GDP的土地资源消耗、万元GDP的污染排放等等，我们选用了比较传统的一些COD和二氧化硫的指标，还有万元GDP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等等。我们建议近期可以采用四类，能耗、水耗和COD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强度，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将31个省经济发展的绿色水平作了一个评估，主要的标准是国家生态省的建设标准为基础，引入了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绿色距离，第二个概念是绿色贡献。绿色距离的概念，比如说广东省，万元GDP的能源消耗强度减掉国家定的万元GDP能源消耗强度标准，除以国家生态省标准的值，我们定出来是一个相对的绿色距离。
- 时间：11:1
王金南：接下来讲一下绿色GDP的核算框架。
什么是绿色GDP的核算体系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定义。绿色GDP的核算是一种新的国民核算体系，在该体系中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损失的成本都已经扣除，调整之后的GDP，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或者是地区真实经济福利水平。这是我们提出中国绿色GDP核算基本框架，包括资源经济核算、环境经济核算。资源经济核算包括矿物资源、森林资源、耕地资源等等。经济核算主要是根据传统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强硬的核算这两部分的成本，在传统的GDP里减掉之后，就得到我们所称的绿色GDP。根据我们提出的框架，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大体有32种表示，内容有四部分，包括环境实物量核算、环境价值量核算、环境保护投入产出核算、经环境调整的绿色GDP核算，从目前开展的工作情况来看，主要是关注环境这一块。
- 时间：11:0
王金南：第五，为制定国家绿色发展政策提供基础和依据。主要是通过绿色核算为建立环境税收政策，包括部门的环境政策以及绿色资源价格提供依据。为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领导绩效考核制度提供依据。为建立国家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尤其是国家自然保护区像流域的生态补偿、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补偿政策提供依据。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 时间：10:59
王金南：第四个方面，建立绿色GDP的核算体系，有利于实现中国发展的五个转变。这五个转变是从二高一低到二低一高的转变，也就说从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向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转变。从传统的黑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从过去生态侵略型的向自然和谐型转变，从生态赤字向生态盈余转变，从资源赠送投资向资源集约型投资转变。我们看到珠三角这些地区，在过去的十几年也还是沿用资源赠送型的方式来招商引资。
- 时间：10:58
王金南：这种情况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损失，世界银行九十年代曾经做过一个估算，他们的结果是中国空气和水污染损失占到GDP8％左右，当然中国国内许多的学者也对这个研究结论有争议，最近中国科学院也做过比较粗的测算，他们的测算结果告诉我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总值的15％左右。全国现在有1.16亿的城市人口生产在列为三级标准的空气中，2.54亿的城市人口生活在有害健康的空气中，全国大约有30万左右的人口因为空气污染过早死亡等，每年报告煤矿事故的死亡人数大体是三千人左右，整个事故包括交通方面的损失，也就是13万人左右，可见环境污染，虽然说不是急性死亡，但是是慢性死亡，也是很严重的。我们在生态方面，不到五年，一个北京这么大的面积，就整个沙化了。
- 时间：10:57
王金南：第三个方面，我们认为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就是要将发展和投资当中的环境代价纳入到GDP核算体系中，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投资和绿色经济的增长。中国的这种环境代价可以表现为以下四个低效率，低能源效率、低水资源效率、低排放绩效、低生态效，这张图可以告诉我们，假如我们现在不考虑汇率的影响，我们的能源效只有日本的1/12左右，我们的水资源效率也是很低的，即使考虑汇率的影响，我们一万美金的水资源消耗是一千四百五十七立方米，相应的英国只有77，像韩国只有380，像以色列是160，这个差距也是非常之大。从排放绩效来看，单位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是发达国家的九倍。从世界看中国生态效率的差距，中国的情况处于左下角，像德国、荷兰、日本等都处于很远的位置上，整个生态效的差距也是非常之大的。
- 时间：10:56
王金南：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体现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从解放生产力的方面，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方面，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尤其是在建立和谐社会里，提出了要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许多学者，包括政府也认识到，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和社会的和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和平崛起的三大内部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的全国人口资源环境中央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研究绿色文明核算体系，要将资源的消耗、环境的损失以及环境的效益纳入到目前国民核算体系里，保持人与自然的平衡。
- 时间：10:52
王金南：这张图揭示了这样的规律，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之间是有关系的，红线代表着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程，红线告诉我们发达国家基本上达到人均GDP八千到一万美元之后，才越过污染的高峰。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比如说从韩国的情况来看，越过高峰的时间是人均GDP五千到七千美金的范畴。从中国的情况，东部一些省市的情况来看，越过这个高峰大概是二千到四千美金，也就是说中国的环境污染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能够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关键是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根据我们的判断，东部的一些城市，包括珠三角的一些城市，传统的环境污染问题正在向高峰接近。这是在广东省我们做的一些情况研究，人均GDP跟传统的二氧化硫的污染指标，大体上是三千五百美金的范畴，像江门目前还没有达到。
- 时间：10:51
王金南：建立绿色GDP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一个重要的举措，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有一个行动指南，传统上是用GDP引导地方政府作为主要的指标。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国情，是这么一个情况。人口众多，资源缺乏，污染严重，中国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入第一污染高峰之后，目前正在进入第二个污染高峰。
- 时间：10:49
王金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穿越两座高山，第一座是资源高山，也就是说我们万元GDP的能耗，必须从2000年的1.46下降到2020年的0.57，万元GDP的损耗，必须从2000年的615吨下降到2020年的120吨。我们还需要跨越第二座高山，也就是环境的高山，同样的这个条件，我们必须将万元GDP的COD排放强度，从2000年的22.3公斤下降到2020年的5.58公斤，我们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必须从2000年的16.2下降到2020年的4.05。
- 时间：10:48
王金南：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假如说各个国家都以美国的消费发展模式，以它的消费标准来发展经济，那么我们就需要上帝再给我们创造三个地球，在未来一百年的时间里。根据我们的研究，到2020年，经济总量在现有基础上，翻两番的时候，假如要保持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不变，也就是说我们的环境状况不再恶化下去，那么单位GDP的污染负荷必须下降四倍，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要求。
- 时间：10:47
王金南：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特点，有这么几点。咱们可以从这张图里看到，北煤南运、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人东走、西输东密、西黄东绿、东污西迁、东富西贫。从2003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我们还基本上沿用了传统的两高一低，也就是说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情况。从这张图可以看出来，2003年中国消耗了世界34％的钢材、40％的水泥、7％的原油、27％的化肥、28％的农药、9％的耕地，但是我们的产出用传统GDP来衡量，只有全球GDP的4％，还不到4％。同时我们的污染排放，像二氧化硫，占到全球的31％，二氧化碳占到全球的14％。
- 时间：10:45
王金南：首先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如果要2020年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同时依然延用传统的发展模式，未来的自然消耗和污染都将是灾难性的，中国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进入世界强国之列。
- 时间：10:44
王金南：各位领导，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上午好！
我的报告题目是“建立绿色GDP和谐体系，促进环境与投资的可持续增长”。我的报告内容主要有四个部分。第一，为什么要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第二部分如何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第三部分衡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指标，第四部分对绿色GDP核算体系做一个展望。
- 时间：10:43
主持人：首先请王金南先生做题为“绿色GDP指标体系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演讲。王金南先生长期从事环境经济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在环境经济政策研究方面很有见地。欢迎王金南先生演讲。
- 时间：10:41
主持人：现在我们开始上午第二个阶段的议程。请国家环保总局中国环境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王金南先生、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王长胜先生、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政府市长王南健先生到主席台就坐。
- 时间：10:39
主持人：江门的这位先生抢抓机遇，一下子提了三个问题，嘉宾们做了精采的回答。下面还有三位嘉宾的精采演讲，为了不影响议程，如果大家对三位嘉宾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在会后直接跟嘉宾面对面的交流。
下面是茶歇的时间，休息25分钟。
- 时间：10:21
杨伟民：我不反对城市扩容，但是并不一定就是需要将名字改为县或者是市。现在北京还有两个县，上海好像还有一个县，如果中国都改没了，中国可以没有县，那也可以，但是日本照样说是县，但是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很多。我们将县改为区之后，有很多不同机制或者很多不同的东西，大家热衷干这个事。但是是不是要将2800多个县都改为区呢，我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说过，如果都这样改下去，中国都变为市了，实际上也有很多问题。过去我们是地管县，我们过去是实行地改市，所有的地区，除了自治州，都是市，下面带有县，如果改下去都是区，我们还有没有搞农业的地方，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耕地供我们吃饭吗？我们需要从更长远的战略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 时间：10:20
杜大伟：在印度有很多服务的企业，他们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但是印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服务业非常好，很多的规章制度在印度只是针对服务业，而只有一部分的规章制度只是针对制造业，所以没有办法进入流程，所以很多生产是由服务业来做，而不是生产制造业来做的。印度有非常好的非常活跃的中小企业，我刚才提到了关于金融制造业方面，能够使一些中小的机构，比如说提供风险资金，能够使这些企业收购一些企业，我们也知道服务业在投资方面也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需要不同的贷款体系，刚才行长也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们企业应该有更多的资本，在这个方面可以跟印度学习，怎样提高高生产力。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在脱贫方面，印度也需要向中国学习很多东西。
- 时间：10:19
杜大伟：但是印度有非常优秀的服务业，在GDP里占有非常大的比例，这对于印度来说，一方面是好的，但是一方面也是不好的，印度有非常好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服务业，比如说软件业、金融业，这比中国都好很多，还有比如说咨询业方面，都很好。我想在这个方面，中国也可以向印度取取经。
- 时间：10:18
杜大伟：在印度的整个投资环境比广东更加复杂，所以我觉得印度跟中国这个方面可以学习很多，比如说制造业投资环境的改善方面。我不认为象大的国家应该忽略生产环境的改善，如果大家回顾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和印度整个的个人收入人均都差不多，贫困的水平也差不多，但是印度在脱贫方面做的非常好，而中国在这个方面也做的非常非常好，实际上我想这是跟整个的生产制造业方面的改善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很多的就业机会，很多人就有了就业的机会。所以我认为这个方面，印度可以向中国取取经。
- 时间：10:15
杜大伟：非常感谢您刚才提出的问题。我想中国和印度互相之间可以学习，他们互相可以了解不同的信息，我们了解印度的投资环境，在他的生产制造业里并不怎么样，很重要的就是基础设施跟中国相比弱很多，比如说电力供应非常的不可靠、不稳定，即便是很小的企业，也要购买发电机，这样的来说非常的昂贵。
- 时间：10:14
苏宁：鼓励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包括贷款机构，大的银行来做中小企业的贷款确实有困难，成本太高，所以我们鼓励成立一些中小金融机构，主要面向对一些中小企业的贷款，这些中小机构的来源，甚至包括从大金融机构或者金融市场上批发资金，对中小企业进行贷款。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政府的政策倾斜和支持。当然如果没有政府的适当支持，仅仅靠中小企业自己去竞争，可能也是有不少难度的，所以政府适当的贴息建立担保基金，采取这些支持的政策，可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需要银行、政府、财政共同的努力。谢谢。
- 时间：10:12
苏宁：据我的了解，相当一批规模已经很大的企业，贷款并不难，而且是银行的优秀客户。贷款比较难的恐怕还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贷款比较难的问题，不仅仅是的问题，也是普遍的问题，人民银行也在想办法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人民银行正在推进利率的市场化，利率的市场化允许贷款机构对不同的企业给予不同的贷款利率，对于一个大的银行机构来说，经营大企业的贷款成本比较低风险比较低，而经营小企业的贷款成本比较高风险也比较高，所以适当的提高贷款利率，容易覆盖风险，现在已经起到比较好的效果。最近我们统计的数字也可以看到，大企业的贷款利率在基准期间，甚至下浮区间，而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在上浮区间。
- 时间：10:12
苏宁：刚才提到贷款问题，实际上是两个概念，一个是非公有企业，一个是中小企业，这两个不是一个概念。刚才我们世行的局长先生也提到了，在很多地方非公有制企业占到很大比重，非公有制企业中有中小企业，也有相当一批规模已经很大的企业。
- 时间：10:11
来宾提问：我是来自五邑大学的李桂生（音），首先问苏行长一个问题，刚才您提到了关于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问题，我就想到我们对江门的民营企业家有一个调查，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大部分人都表示最大问题在于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请问苏行长，人民银行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杜局长，刚才您提到类似象印度等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取得很好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据我所知，美国的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前景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国是世界的工厂，而印度是世界的办公室，从产业结构的层次来说，或者说他们的语言优势，或者人才的供给，印度的发展前景会比中国好。您怎样看？
杨司长，您刚才提到中国城市化有县改区这样的拔苗助长，其实江门我们是比较羡慕佛山，因为他们一步到位县改区，但是江门还没有完成，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江门很重要，江门的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尤其是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和 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中心城市的规模太小，江门的老城区只有几十万人口，就算是合并新会也没有很多，而且其他几个区的城市化程度也是比较低，距离也是比较远，规模效应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如果能够县改区，可能有规模的效应，现在分散的情况不利于消费的集中，也不利于规模效应的提升。在这个方面，到底如何解决您所说的拔苗助长和我们形成大城市规模效应的矛盾。
希望得到三位专家的指点。
- 时间：10:10
主持人：谢谢杨先生的精采演讲。下面是我们的提问时间。刚才三位嘉宾做了简明扼要的精采演讲，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向三位嘉宾提出来。
- 时间：10:5
杨伟民：当然解决上面所有的六个问题，我同意世行的看法，必须要加快体制的改革和制度的创新，虽然中国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也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的建立，但是相当程度上中国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都在于我们的体制和机制还不够完善。所以在“十一五”期间还会进一步加大改革的力度，创造更好的投资与发展的环境。 谢谢大家。
- 时间：10:5
杨伟民：第六，要加强和谐社会的建设，在过去财富与人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要更多的关注，要在继续关注财富增长的同时，我们要更多的关注人的发展。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我们要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在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上，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应该更加的注重社会方面的发展。当然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需要长期奋斗的一个历史过程，就当前或者今后一个时期来说，我觉得重点是要与解决人口群众密切相关的三个大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努力的扩大酒业，创造好的就业环境，特别是要解决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第二加大动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第三要公平的分配公共服务，比如说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这是公共富裕当中的重点，那么在城市和乡村当中，应该是重点加强农村，加强农村的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
- 时间：10:5
杨伟民：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也要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什么叫区域协调发展，我们是不是要缩小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每一个地区之间GDP总量的差距，我觉得我们的目的不是这个。我们所说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使各个地区，是使贵州人、上海人、广东人享受大体相当的生活水平和大体相当的公共服务，而不是要使贵州的GDP达到广东的水平，让西藏GDP总量达到广东的水平，这是永远也做不到的。但是目前各个地区在推进所谓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大家都在争排名，我前年是第八，明年争取第七或者第六啊等等。如果这样的思路是正确的，我觉得在原来中央提出的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问题上，我认为在资源的承载能力上，来构建主体功能区，也就是说这个地区的主体功能是什么，是发展经济还是保护环境，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将青海的一部分三江源地区作为环境保护地区来看待，那些地区是中国三大江的源头，如果再不保护的话，我们两大母亲河会…，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是一个威胁，但是如果保护它，跟发展经济是怎样的关系，我觉得功能就在于保护环境，对这些地区来说保护环境就是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在当地县长和市长的眼里，就应该是保护好长江源头的生态和环境。所以我们提出要有一部分地区作为优化整合的区域，比如说长三角、珠三角，有一部分的区域应该作为重点开发的区域，有一部分区域应该作为限制开发的区域，而且还有一部分要作为禁止开发的区域，不能再盲目的开发下去了。
- 时间：10:5
杨伟民：第五个问题是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刚才说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问题的难点在农村，但是从空间结构来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在西部，虽然西部面积很大，但是西部多数地区的生态本来是很脆弱的，不足以使现有西部地区的人口过上人均三千美元的小康生活，对于很多西部地区来说，包括一部分的中部地区，实现第一个翻番，已经使生态不堪负重了，如果再在原地的基础上再翻一番，达到三千美元，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将是非常可怕的。
- 时间：10:1
杨伟民：第三，要解决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主要责任究竟是什么？我们在前几年的城镇化过程中，很大程度是靠县改市，将这个县的名字改为市或者是县改区、乡改镇来推动的，但是带来的问题也确实是很多。我想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的主要责任，第一是要改革体制，创造一个公平的能够使农村人口平稳有序自愿的进入城市就业和定居的体制环境。第二是要做好规划，特别是一个区域的规划，不能简单在一个行政区一个行政区做规划，大家都要壮大自己的城市，壮大自己的城市规模，这样的道路，可能也会带来人与自然更加紧张的重要方面，很多城市没有水，城市怎么建下来，中国有四百多个城市缺水，一百多个城市严重缺水，如果让这四百多个城市无限制的扩张下去，然后就要为这些城市引水，我们将来的土地上就遍布调水网，而且这肯定是调不过来的。
- 时间：10:0
杨伟民：第二，要解决城市化的道路，或者说城市化形态的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在摇摆，一直在争论，包括我们的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过去我们说小城镇是中国城市化主要的道路，但是现在大家看到，小城镇确实可以容纳一部分的农村人口，但是大多数的小城镇，或者说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小城镇，他不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不能作为中国农村人口走向城镇化，或者说人口城镇化的一个主流的形态。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也要讨论，到底中国是要走怎样的一条城市化的道路，我提出，或者我个人认为，认为中国应该将推进城市群作为城市化的主流形态，因为它创造就业的能力强，经济富有活力，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节省土地。
- 时间：9:58
杨伟民：我觉得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关键是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