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讨论现场。  本报记者摄

世界银行前美方执行董事布鲁金斯：
江门的成绩有目共睹

　　本报讯  还是一头浓密的金发，还是一脸灿烂的笑容。昨天，世界银行前美方执行董事布鲁金斯女士作为贵宾出席了在我市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
营造良好环境  江门堪称典范

　　本报讯  昨天上午，在中国投资环境论坛嘉宾演讲茶歇时间，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先生接受了记者的专访。杜大伟先生告诉记者，他已经先后几次来过江门，对江门的印象非常好，作为一个中小城市，能取得现在的成绩对今后的发展是很有益的，同时，江门政府是透明和高效的。杜大伟说，调查表明，江门超过５０％比例的管理人员认为政府官员是非常有效率的，而且是非常有能力的。他个人也认为，江门各级政府谋求发展的目标很一致，制定的制度简单透明，这是吸引投资的最大“引力”。他分析说，地方政府如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不是表现在给企业多少补贴，如何能够创造非常好的基础设施，最重要是有一个比较透明的政府，如何保护投资环境，有很多规章制度等去监管，使投资环境非常良好，这才是最有益的。江门和杭州在这方面是典范。

　　他指出，在２００３年综合投资环境评估中，江门在受评的２３个城市中排名第６，已经算是很高的了。对于江门在这次排名调查中的差距，他认为，最关键在于金融服务方面，希望江门能够进一步改善金融服务，可以借鉴北京、上海等地民营银行发展的经验，尤其是让一些新的民营银行参与进来与企业合作，促进江门企业现代化的发展。

　　杜大伟表示，在与世界银行合作方面，江门市表现得很热情，所以他们选择了江门。如果江门能在水资源管理和规划问题上解决好，他相信，世界银行将有更多的投资放在这里。

　　对于江门如何进一步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问题，杜大伟认为，首先，要改善金融服务，开更多的银行，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周到的服务；其次，要进一步改善江门的交通，例如轻轨、水路、高速公路等，这些建好后，江门将能更好更快的连接香港、广州、澳门以及珠三角其他城市，这将会极大改善江门的投资环境；另外，也要注意改善江门与内陆地区的交通，尤其是陆路运输，让江门地区成为内陆与沿海地区甚至是与世界其他城市的连接点，把江门打造成为一个物流中心。（本报记者  杨慧敏  冯瑶君）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
三管齐下改善贷款难

　　本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是在２７日下午到达江门的，２８日上午一演讲完，就行色匆匆地离开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从金融的角度谈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建议我市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大力发展担保公司。

　　苏宁一向倡导要建立诚信的金融环境，为发展中的企业服务，而作为中等城市的二级分行，我市各商业银行手中掌握的主动权并不多。对此，苏宁认为，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是两个概念。据他了解，相当一部分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贷款并不难，而且还有不少是银行的优质客户；贷款比较难的恐怕还是中小企业。这个问题并不只是中国独有，更不只是江门独有的现象。

　　要改善贷款难问题，他认为首先要使不同的机构给不同的企业执行不同的贷款利率。对于大的金融机构来说，经营大企业的贷款成本比较低，风险也相对不大；经营小企业的贷款成本比较高，在同等贷款利率来说风险相对较大。经过利率市场化后，目前一些大企业的执行利率已经在基准利率的下浮区间；而中、小企业的执行利率则在基准利率的上浮区间。这样一来，银行就在无形中将风险转嫁给了企业，放贷也大胆得多。第二就是鼓励成立中、小型金融机构。大的银行做中、小企业贷款确实困难，因此站在政府的角度，应该鼓励成立中、小型金融机构，同时鼓励农信社进一步发挥信贷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三就是政府的倾斜和支持。苏宁认为，目前江门市的环境还不允许成立太多中小银行，那么政府在政策上给予适当扶持，成立尽可能多的担保公司就成了十分必要的事。（本报记者  刘丛）

国家环保总局中国环境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王金南：
江门以后肯定会得到回报

　　本报讯  王金南是国家环保总局中国环境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他长期从事环境经济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在环境经济政策研究方面很有见地。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江门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以后肯定会得到回报。

　　据王金南介绍，绿色ＧＤＰ的核算是一种新的国民核算体系，在该体系中，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损失的成本都已经扣除，调整之后的ＧＤ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或者是地区的真实经济福利水平。目前，全国已有１１个省开展了绿色ＧＤＰ的试点，广东就是其中一个，目前的进展状况良好，尤其是又选择了佛山等三个城市作为试点城市，非常有利于这个试点工作的开展。

　　王金南说，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或者说是投资家，就应该看到一个地方的环境管制或环境状况，对于环境管制越严、环境状况越好的地方，应该给予更积极的投资，而不是去找一些环境治理成本或环境投入成本很低的地方进行投资。王金南还说，在这方面，江门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他前后来江门有四次之多，发现在珠三角区域，江门算得上是个好地方，由于江门的领导有着非常强烈的环保意识，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江门的投资环境目前正处于优等状态，尽管与部分城市相比，目前的ＧＤＰ少了点，但以后肯定会得到回报，尤其是在投资方面，整个经济的发展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本报记者  罗旭霖）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常务副会长过家鼎：
论坛有利于提高江门知名度

　　本报讯  一见到过家鼎先生，记者就油然而生一种敬意。老先生今年已经七十有四，当记者问他这是第几次来江门时，他像个孩子似的数起了手指头，边数边说：“哦，一、二……恐怕是第五次了。就是这样一位老先生，曾经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立下汗马功劳、曾经陪同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１４国、曾经担任我国驻马耳他、葡萄牙大使……他精通英文，熟悉俄文、法文以及葡文。他此次是以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ＰＥＣＣ）常务副会长的身份出席论坛的。

　　说起他与江门的缘分，老先生津津乐道。他第一次来江门是在２０００年１月，是作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ＰＥＣＣ）以区域整合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ＲＩＳＥ）项目考察团的成员来到这里的，当时同来还有布鲁金斯女士。进入“ＲＩＳＥ”计划，将使江门跨入世界性项目投资之列，“ＲＩＳＥ”计划是江门发展面临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过家鼎先生为江门做了很多工作，而且，在每次的ＰＥＣＣ的常务会议上，过家鼎先生总是不忘推荐江门。

　　过家鼎先生说，江门这些年一直在致力于投资环境的改善工作，很显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无论是在ＡＰＥＣ还是在世界银行方面，江门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江门是著名的侨乡，海外人口数量很多，江门也在不断利用这个优势，这都是提高知名度的优势所在。过家鼎先生觉得江门现在比过去更整洁了，高楼大厦也多了起来，政府的效能也提高了，政府效能的提高和声誉的建立，对吸引外资是很有利的。他说，像今天这样的活动就举办得很好，专题组织得也很好，吸引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人士参加讨论，这就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论坛并不是为了开而开，而是在于提高江门的知名度，推动江门继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本报记者  杨慧敏）

香港大昌贸易行行政总裁朱汉辉：
诚信政府吸引“大昌”

　　本报讯  诚信的江门政府，是吸引大昌贸易行有限公司来江门投资的重要原因。昨天，香港大昌贸易行行政总裁朱汉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朱汉辉告诉记者，“大昌”是一家国际性的投资公司，主要承担集团的贸易及分销业务，年营业额达１００多亿元。“在中等城市里，我们现在选择了江门作为投资的重点”，朱汉辉微笑着告诉记者，一向把投资重点放在大城市的“大昌”目前已经把重点放在了江门，“大昌”将在新会天马港旁建立大型的物流中心，全面拓展生产、分销和物流配送业务。

　　为什么选择江门？朱汉辉表示，“大昌”花了３年的时间对江门进行调查研究，最后找到了非常满意的答案。首先，江门有一个讲诚信的政府。朱汉辉说，７年前他刚来江门时，看到这里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当时的政府也充分意识到“路通财通”的道理，并做出一系列的发展规划。之后，江门的基础设施建设年年有新变化，一个个项目在五邑大地落地生根。这就是诚信政府所为，同时也是江门吸引“大昌”的重要原因。其次，江门不会因发展工业而牺牲良好的自然环境，这一点对任何一个投资者来说都是一个“诱惑”。朱汉辉说，江门政府的发展思维十分清晰，要金山银山，更要青山绿水。第三是，江门是一个高效的政府，“马上办”的口号不是空话，市长专线就是一个例证。朱汉辉说，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时间就是金钱，而高效的政府正是为企业节约金钱。第四，江门是珠三角西部城市中的桥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符合“现代物流”的要求。朱汉辉说，“现代物流”的概念不仅仅是运输，而是“货流＋资讯流＋人才流＋资金流”，江门基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沿线交通网络的逐步完善，信息型政府的凸现，正是符合了“现代物流”的理念。（本报记者  冯瑶君）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杨伟民：
改革体制做好规划推进城市化

　　本报讯  杨伟民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司长，长期从事国家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经济结构等方面的规划编制与政策制订工作，在发展战略与规划方面颇有建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提出，要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做好规划工作，推进城市化进程。

　　对于中国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采用“县改市”、“市改区”的模式，杨伟民表示，虽不反对城市扩容，但并不一定就是需要将名字改为县或者是市，因为这样的拔苗助长可能带来农民收入的增长、耕地的保护等许多问题。那么，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主要责任究竟是什么呢？杨伟民认为，政府的主要责任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要改革体制，创造一个公平的能够使农村人口平稳有序自愿进入城市就业和定居的体制环境；第二是要做好规划，特别是一个区域的规划，不能简单的一个行政区一个行政区地做规划，因为大家都要壮大自己的城市，壮大自己的城市规模，走这样的道路，可能也会带来人与自然更加紧张的局面。杨伟民说，他对江门地区城市化的现状了解不多，仅能提出一些建议，希望政府能做好规划工作，如将居民区和工业区区分开等。杨伟民还认为，目前全国的工业结构不合理，重型化、高耗能的倾向十分明显。地方应该优化产业结构，减少引进大量占有土地的项目，而是引进一些节省能源的项目。在这方面，江门理当先行。（本报记者  罗旭霖）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李忠海：
标准的占领意味着对市场的占领

　　本报讯  “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标准化直接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促进国际贸易服务，可以这样说，标准的占领意味着对市场的占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李忠海建议，江门的优势企业应主动参与有关标准的制定。

　　他说，ＷＴＯ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有个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就是说我们对国内的产品执行的是我国国家的标准，对来自ＷＴＯ成员的任何国家的产品，都按相同的标准要求执行，同样，美国、日本、欧盟等都有各自的标准。

　　现在许多的贸易争端，最后都推到了标准上，作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应该如何应对呢？”对此，李忠海认为，这种争端是没法避免的，因为那都是强制性的标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准确定位，企业要把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去，就要执行相关国家的国家标准，或者采购协定。其次还要实行产品多元化的发展战略，你的企业定位是多元化的，你的标准也是多元化的，而执行了产品销售地的标准，你的产品才能销售到那个地方。李忠海告诉记者，虽然他对江门不是很熟悉，但也知道江门是有名的制造业基地，如果江门的优势企业能主动参与有关标准的制定，把的行业标准变成国家甚至国际标准，那人家就只能按你的标准去生产，你就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对你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甚至国际市场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地方经济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甚至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说，标准的占领就意味着对市场的占领。

　　李忠海说：“让企业协助制定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国家标准），有利于能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开拓市场。”（本报记者  朱雪红）

北大社会学系副主任刘世定：
江门将会是珠三角第二轮发展的亮点

　　本报讯  刚刚做完“关于投资环境动态研究的若干问题”演讲的北大社会学系副主任刘世定教授，就被记者“逮”了个正着，刘教授推掉了其他媒体的约访，兑现了接受记者专访的承诺，谈了他对江门地区乃至珠三角今后发展的一些看法。

　　采访前，刘教授一再谦虚地强调由于他对江门并不是很了解，故这次是抱着学习者的身份来参加论坛活动的，观点也许不成熟。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过程，在一些方面没法向其他国家学习，只有靠自己的实践和经验，因此在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超大规模的城市带，农村人口将逐步转移到城市里去，而中国的大城市将建立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与其优越的基本条件如水资源等密切相关，所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将出现人口数量大的城市带。在这种情况下，江门将成为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地区第二轮发展的一个亮点，这就需要江门地区更加具备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的理念并采取好的措施。

　　刘教授指出，尽管江门有其特别的侨乡文化特征，如碉楼等，但江门目前处在发展的阶段，需要人们了解她的不仅仅是靠这些，而应该更大气一些，江门完全有条件做一些更扎实的工作，如把投资制度、投资环境、人和自然的关系、城市环境等理念，提升到更高的高度。刘教授认为，江门政府处理问题、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投资环境等方面的理念和制定的措施都很不错，像此次承办中国投资环境论坛的接待工作就做得很细致，有效率。

　　刘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制度结构与经济运行、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记者请他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专业特长给江门提出一些好的建议。他表示，投资有先行者和后来者，早期吸引投资者的方法如提供特殊政策、优惠等是有效的，对地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也利于特殊人际关系的发展，但当地区发展后却不一定有效。因为随着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投资者越多，光靠初级组织形式是不够的，像优惠政策、现场办公、市长接见等，人多的时候就行不通了，也不切合实际；若对早期投资者继续采用优惠待遇，而对后来者和内地企业却没有，那就形成不公平待遇，带来负面影响。这时就需要普遍主义制度的安排、统一的尺度。江门目前投资先行者已经有一定规模了，但大规模的后来者仍未到来，投资者仍然处在迅速增长的阶段，处于这样的转折点，江门政府更应两者都要兼顾，建立普遍性制度，注意利用已来者的人际网络、投资者之间的口碑等传递质量可观的信息，并应鼓励投资者发展自己的组织和人际关系。

　　最后，刘教授还比较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发展特点，他认为珠三角企业更加应该锻造企业家精神，不仅是在赚钱方面，更应锻造企业家敏锐的投资目光，强有力的经营能力，自己开拓市场，成就大企业，并逐渐培养企业家群体、企业家精神，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本报记者  梁绮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