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主题演讲摘要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在中国可以放心投资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苏宁

　　本报讯  在此次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在演讲中指出，我国一直积极完善货币调控机制，创造稳定的货币环境，为投资迅速增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是一个可以放心投资的国家。

江门市市长王南健：可持续发展是永恒的主题

江门市市长  王南健

　　本报讯  作为第三个承办“中国投资环境论坛”的城市市长，王南健代表我市在论坛上做了题为《关注可持续发展　关注社会和谐　营造适宜人居和创业的生态城市》的主题演讲，为与会领导和专家奏响了可持续发展的美妙乐章。

　　王南健在演讲中表示，江门的生态环境保持良好，得益于我市没有把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单一的价值取向，而是坚持在统筹发展、协调发展中加快发展的理念。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江门市ＧＤＰ年平均增长速度达１４％，去年人均ＧＤＰ超过２５００美元，跻身中国城市综合实力百强行列。尤其令江门市民感到自豪的是，经过２０多年的较快发展，江门９５００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总体上仍然保持“山青、水碧、天蓝、地绿”的景象，是珠三角城市群中一块令人瞩目的“绿洲”。

　　江门人为什么能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路子？王南健从历史和现实中各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历史上，江门人民的血液中流淌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人文传统，小鸟天堂便是例证。现实的例子，便是在全流域成功进行水环境综合整治的“潭江模式”。历史文脉和现实感知，使江门逐步确立了科学的发展观，即坚持发展经济不以浪费资源、不以牺牲环境、不以破坏社会和谐为代价。王南健用“Ｌ·Ｏ·Ｖ·Ｅ”这个单词生动而形象地概括了我市对社会的关爱。Ｌ是指劳工（Ｌａｂｏｒ），Ｏ是指海外华人（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Ｖ是指农村（Ｖｉｌｌａｇｅ），Ｅ是指教育（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王南健最后说，可持续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我市为此所作的探索仅仅是个开始，我市深知前面的路还很长。我市期待通过本次论坛，从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中汲取经验，不懈前行，努力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范例。      （本报记者  余太平）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政府应努力改善投资环境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  杜大伟

　　本报讯  在本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上，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发布了《２００５年世界发展报告》，他在演讲时呼吁，政府应努力改善投资环境，促使人人受益。

　　《世界发展报告》是由世界银行编制的一年一度评述世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系列报告。它力图反映全球关注的重大社会与经济问题，主题明确，注重统计数据的客观性，指标比较全面，且尽可能标准化，便于各国进行研究、比较分析。

　　杜大伟指出，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如何加快发展已成为不少中等城市需直面的问题。本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讨论的主题是改善投资环境，促使人人受益。改善投资环境仅仅是手段，它的最终目的还是发展，即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人们摆脱贫穷，提高生活水平。报告研究了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促使企业和企业经营者都有机会进行有效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扩大企业规模，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

　　他认为，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只有发展才能赢得胜利。江门近年来通过自身努力改善了自己的投资环境，这里有很好的供应链，有透明度较高的政府，下一步江门应继续改善物流服务、保护生态环境，加大基础设施投入，让广大投资者和市民从中获益。（本报记者  余太平  冯瑶君）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龚心瀚：改善投资环境要把握“三度”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龚心瀚

　　本报讯  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是宏观层面上影响我国投资环境的三个重要因素。如果“三度”适中，相互协调，投资环境就会优化。反之则发展失衡，改革失误，社会失序，并且只要“三失”中出现一失，投资环境就会恶化，因此改善投资环境，必须把握“三度”，避免“三失”。

　　在昨日的论坛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龚心瀚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发展与投资环境的关系。

　　龚心瀚指出，从发展的角度看，投资环境的竞争是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竞争，而不是发展速度的竞争。不能说发展速度越快，投资环境就越好，也不能说投资环境好，发展速度就一定最快。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其人才、资金、环境的约束条件下，都有一个潜在增长能力的问题。自然禀赋不同，比较优势不同，发展速度应该不同，投资环境的改善原则、方向、重点也应该有所不同。

　　从改革的角度看，在改善投资环境的过程中，改革的力度大、步伐快、阻碍投资环境建设的不利因素就会减少，促进投资环境的有利因素就会增加。他指出，在加大改革力度的同时，要避免改革失误，使得投资环境改善的成果付之东流。为此，改革一定要加强方向、方案和推出时机三方面的统筹协调。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龚心瀚表示，投资环境的改善过程一定是人民生活改善、社会福利增加的过程。只有就业增加、社会保障能力增强、消费能力提高，才能说明投资环境的改善。  （本报记者　朱雪红）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杨伟民：“十一五”规划将突出六大重点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  杨伟民

　　本报讯  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三农”问题、城市化、区域发展、和谐社会六大关键词所确定的发展战略，将成为中国下一个五年规划的“着力点”。在昨日召开的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杨伟民杨伟民指出，目前我国正在研究编制第十一个五年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该规划将突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切实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六大重点。

　　一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本思路是首先要从需求结构上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向消费与投资双轮驱动、内需与外需共同拉动转变，在产业结构上实现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增长，向工业、服务业共同带动转变。二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不合理是中国经济增长快，而就业压力改善不明显的原因之一。杨伟民说，中国必须重新看待在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同时也承接了这些产业消耗的资源，如何扭转目前中国产业结构重型化、高耗能倾向日益明显的状况，将是一个新问题。三是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杨伟民认为，现阶段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是要通过农业本身增加产出，扩大农民收入的总量等。四是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关键是要解决好人口进城、城市形态及其空间布局、政府职责三个课题。五是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发展经济、人口转移和财政转移支付三个途径，缩小人均收入和公共服务的差距。六是切实加强和谐社会建设。要优先解决好公平就业、公平分配收入和公平分配公共服务等三个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突出问题。  （本报记者  冯瑶君）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李忠海：用标准化改善投资环境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  李忠海

　　本报讯  “标准化是国际间技术合作和经济贸易中不可缺少的共同语言，是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助推器，也是国际贸易中设置技术壁垒的重要手段。”在中国环境投资论坛上，李忠海就我国如何实施标准化战略来改善投资环境畅谈了自己的意见。

　　目前，随着加入ＷＴＯ后过渡期的结束，我国的标准化工作必须遵守ＷＴＯ的规则，因此我国标准化的市场化改革与国际化接轨是必然的选择，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采取以下战略性措施。

　　首先，要大力推动和鼓励企业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其次，要推动企业实质性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把我们有优势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变成国际标准。第三，应大力提倡将标准发展成为促进自主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的有效工具。第四，标准化活动一定要贯彻公开透明、科学公正的基本原则，定期进行通报。第五，在标准化活动中，应允许在中国注册的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参与。李忠海认为，要通过这些方针和措施的推行和实施，将逐步使我国的标准化体系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规律的要求，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要求，使得标准化战略将为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本报记者　朱雪红）

国家环保总局中国环境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王金南：建立绿色ＧＤＰ核算体系

中国环境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  王金南

　　本报讯  为什么建立绿色ＧＤＰ核算体系、如何建立绿色ＧＤＰ核算体系框架、衡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指标是什么……在昨天上午举行的论坛上，国家环保总局中国环境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王金南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现场观众论述了“建立绿色ＧＤＰ核算体系促进环境可持续投资”这一论题。

　　王金南认为，如果中国依然沿用发达国家的模式，那么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都将是灾难性的。中国要实现２０２０年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只有走绿色发展大道路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王金南把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特点概括为北煤南运、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人东走、西疏东密、西黄东绿、东污西迁、东富西贫。图表显示，２００３年，中国消耗了世界３４％的钢材、４０％的水泥、７％的原油、２７％的化肥、２８％的农药、９％的耕地，但是中国的ＧＤＰ只有全球ＧＤＰ的４％，而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全球的３１％，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１４％。这表明，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之间是有关系的。我国东部的一些城市，包括珠三角的一些城市，传统的环境污染问题正在向高峰接近。

　　而建立绿色ＧＤＰ的核算体系，有利于实现中国发展从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向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转变。从传统的黑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从过去生态侵略型向自然和谐型转变，从生态赤字向生态盈余转变，从资源赠送投资向资源集约型投资转变。（本报记者  冯瑶君）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水林：投资环境的改善是一个过程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王水林

　　本报讯  在昨天的论坛上，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水林先生发表了《对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的分析比较》的主题演讲，就世行在中国的三次投资环境抽样调查跟大家进行了交流。他还特别称赞了中国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增长并实现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减贫。

　　王水林说，投资环境是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对受益和风险预期、效益提高以及未来投入产生影响的一切因素。它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宏观层面，二是制度环境层面，三是基础设施的商量和质量。投资环境是以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为标准的。

　　王水林说，投资环境的改善是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各个城市环境差别也很大，需要根据当地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症结归纳起来主要有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赋税问题、政府效率问题等，有一些问题需要中央政府来解决，而另外一些问题要地方政府来解决。

　　他指出，不管哪一级政府，都应该切实减轻赋税负担，取消那些不合理的费税，减少或取消任意性的税种安排；而在改善政府效率方面，也应该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减少各项审批，积极推进电子政务。总之，任何一个国家、城市都不可能拥有十全十美的投资环境。只要经过努力，逐步完善投资环境，就能发展，就能受益。（本报记者  刘丛）

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王长胜：改善投资环境促可持续发展

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  王长胜

　　本报讯  改善投资环境可以创造更强的企业竞争力、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投资环境的优劣应该如何衡量，在改善投资环境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如何作为，政府行为的边界在哪里？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王长胜以“中国城市投资环境案例研究”为题，对中国的城市环境进行了探讨。

　　王长胜透露，目前世行已经做了３个城市的投资环境案例分析：杭州、怀化和江门。王长胜说，选择江门，是因为在２００３年世界银行的投资环境调查里，江门排第六名，前五名分别是杭州、上海、广州、深圳、重庆，都是直辖市、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在中型城市或者中型偏下城市里，实际上江门名列第一，所以选择江门是非常有意义的。

　　王长胜对江门的投资环境从案例的角度进行了一些剖析。江门市政府从１９８３年确立地级市以来，江门市政府对投资环境的改善是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探索和调整的过程。在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９７年的１５年期间，江门市一直以改革开放为契机，着力提高辖区内投资环境的自由度，积极增强要素的集中度，不断完善激励机制，释放资本和劳动力的能量。工农业的增幅达到２６．２％，财政收入年均增幅达到３６．７％，所以说是非常均衡也是非常高速的增长局面。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江门市着力在产业结构方面进行优化，不断推动政府转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非国有资本的进入门槛和成本，大力吸引境外的投资者。  （本报记者  杨慧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刘世定：投资环境如何动态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  刘世定

本版图片摄影  本报记者

　　本报讯  在昨天的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刘世定教授就如何对投资环境进行动态的分析进行了精彩的演讲。

　　刘教授表示，投资者进入一个地区的规模（可以按投资者数量计算）一般呈Ｓ型变动，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只有少数先行者进入；继而投资人数迅速增加；最后投资人规模达到基本平稳状态。刘教授认为，后来者判断投资环境的状况，除了可以直接观察和分析诸如基础设施、政府政策等条件之外，还可以通过观察先行者的遭遇得到大量重要信息，但先行者却没有这些信息可以利用，他们必须注意把握一些特殊的能降低不确定性的条，这些条件构成了他们关心的投资环境的一部分。特殊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的条件之一。

　　刘教授的第二个观点主要是探讨内生的投资环境与外生的投资环境。他说，如果进行的是投资环境的静态分析，那么，投资环境事实上一概被处理为外生。如果进行投资环境的动态分析，那么，就要研究前一时期的投资者进入状况，他们的行为和结果对后来投资者的影响。这时候，前在投资行为和后果，构成了后续投资的投资环境。在这个意义上，就说投资环境上内生的。

　　刘教授认为，内生投资环境的一个例子是外来投资者组织（比如外来投资者的商会组织）的发育，如苏南盛泽镇组织有“温州商会”、“广东商会”等，这类组织在招商中发挥作用的时候，它们实际构成了新的投资者的投资环境。（本报记者  梁绮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