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要有追求。我追求科学，追求革命。科学是革命的力量，革命要根据于科学。——龚育之

龚育之先生

　　6月12日，龚育之先生走了。从去年12月的寒冬住进北京医院到盛夏6月，走完他生命的历程，不过半年的时间。龚育之先生与很多人一样，完全没有料到这就是自己生命的最后终结；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的课题要研究。与他丰富、完整而充满智慧与才华的一生相比，他78岁的人生太短暂了。

　　郭正谊先生随后接到的中共中央党校讣告上写的是：龚育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学家……

　　郭先生对记者说，他其实还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创始人之一，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奠基人之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奠基人之一，他培养出了很多科学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他关注科学与社会的现实问题，科学是他人生中永不褪色的背景。

　　6月21日的送别队伍中，一定会有很多这个领域中追随他的人，受益于他的人。

　　科学处的岁月：别无选择的选择

　　人生有无限的巧合，有一些会成为历史学家们最好的素材。

　　龚育之先生住进北京医院的时候，于光远先生也刚刚住进去不久，这两位20世纪50年代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共同度过14年岁月，而保持了半个世纪友谊的同事，经常互相探望。当然，龚先生来探望于光远的次数更多，毕竟于光远年长龚育之10余岁。冬日的斜阳照在两位老友身上，过去或者未来，话题永远不完。

　　1952年，龚育之先生还未从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时，就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卫生处(后为科学处)，这是他的第一个工作岗位，用龚育之自己的话说，是服从需要——服务社会、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也是服从党的需要。从那时起直到“文化大革命”把中宣部当做“阎王殿”摧毁，他在党的这个研究科学政策及理论基础的岗位上工作了14年。这14年，他与于光远先生以及处内处外的人士一起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党的科学政策、研究科学的规律和战略，研究科学的哲学和历史，发展了一个交叉科学研究的集体。

　　何祚庥先生与龚育之先生因为差不多是同龄，共同的经历就更多一些。

　　回忆起龚育之先生，何先生的讲述是那样真切清晰，并且一点不掩饰他对龚育之先生的赞美与欣赏。他与龚先生是清华同学，比龚先生高两个年级，在同一个党支部，何先生是党支部书记，龚先生是委员后来是副书记，两人经常在一起活动，因而彼此有着深入的了解。

　　“是我建议他到科学处来的。”何先生说起50年前的往事，似乎就在昨天，“龚先生很早就写一些文章，科学处也有一些科学方面的文章请他写，龚先生的文字严谨，文笔特别好，当时他身体不好，正在家养病，就问他愿不愿意来科学处，龚先生很愿意。”

　　何先生说，龚先生到科学处不久就显露出他不平凡的才华，首先是写过非常著名的文章《医学没有阶级性》，这在当时的年代非常不容易，因而名噪一时。

　　另外，龚先生的才华还体现在他编译的重要的《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这本书上，龚先生在大学主修化学，学的是英文，生病期间自修俄文，这本书完全是从俄文版本中翻译过来的，何先生认为“译文非常准确”，中央编译局后来再译相关片断，还是用的龚先生的译文。

　　“我们是真正的革命友谊。”50年来，何先生与龚先生交往都是思想以及学术上的，“我不记得他请我吃过饭，我也从没请他吃过一次饭”。唯一一次的生活交往，是龚育之从干校回来以后，看见他说：“我在干校学会了理发，我看你的头发也长了，我给你理发吧。”何先生欣然允诺。

　　在科学处的往昔岁月，是当代科学史家们关注的话题，这段历史，成就、造就了于光远、龚育之、何祚庥等等这一特殊群体。他们都是自然科学背景出身，又在党内负责科学工作，参与制定科学政策，联络科学团体，因此，使他们拥有了很多相似的经历，又因每个人的个性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我更尖锐和鲜明，而龚育之先生更加稳妥和严谨。”何祚庥先生说。

　　而他们相似的是始终伴随他们的科学背景。

　　科社中心20年 桃李芬芳

　　去年12月，在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成立20年的庆典上，校友云集，盛况空前，很多人已经是著名的教授、研究院所有影响的学科带头人，而龚先生抱病参加了。

　　1986年4月，龚先生的夫人孙小礼在北大倡导成立了北京大学科社中心。孙小礼与龚先生为清华校友，又同是一个支部，又有相同的志趣和爱好，致力于自然科学辩证法学科的建立和推进。从成立那天起，龚育之先生与何祚庥先生就成为中心的兼职教授，真的认真带学生。科社中心20年，龚育之真正带的学生可能并不多，但有趣的是很多时候他们夫妇共同指导学生；有的时候入门时是孙老师的学生后来转到龚先生门下；也有时因为龚先生忙，转到孙老师门下，有很多这样的佳话。无论怎样，不少都成了他们共同的学生，而他们夫妇又成为学生的共同导师，“就在得知龚先生去世后，所有的弟子，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如果有可能都会赶来向遗体告别。”1995年毕业的龚先生的博士生王志强说，他们还将在告别仪式以后商量在一个月以内召开一个追思会。

　　国家气象局王志强因为与龚先生共同合作完成一本书《科学的力量》，因而有更多的机会和龚先生接触。王志强说，“龚先生虽然是一位官员，但更像一位学者，他的学者的味道更浓一些。”他认为这与他自然科学背景的训练有关系，使得他拥有科学的思维，成为他学者生涯的支柱，这也体现在他对党史研究中坚持的“史实挖掘，本质求真”的态度上。

　　“去年5月份我还带着妻子女儿去龚先生家探望他，他还对我女儿说要文理交融，但他更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的训练要在前面。”王志强认为，这一切都体现了导师“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的论点。

　　现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刘晓力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正在上课，她后来给记者发来短信写道：“用一句话，龚先生在我心中是学者中最正直的官员，是官员中最严谨的学者，是学生心目中最具导师形象的，因而也是最受尊敬的，他是我们永远的人生榜样。”

　　龚先生最早的学生——北京大学教授任定成已经写了追思文章放到网上，中科院自然史所的袁江洋先生也说，我也要写怀念文章，龚先生人非常好。

　　当记者试图询问龚先生有多少学生时，上海科教出版社的副总编潘涛说：这怎么说呢，他的学生有广义与狭义之说，很多走上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哲学道路的，都得益于他早期的书与文章。因此，从广义上说，他的学生与弟子很多。

　　“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工作，创始者是于光远，真正做很多工作的是龚育之。”何祚庥先生这句话是这个领域中很多人的共识。

　　“孙小礼先生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说龚先生后来对科技政策的研究有很多安排，但他没有来得及做这部分工作，我余下的时间要把龚先生这部分工作做完。”中科院政策所的朱效民博士对记者说，实际上，龚先生后来对科学社会学倾注了很多精力，并且对科学的现实问题有很多关注，比如科学道德等等。

　　龚先生之所以受到学生们的拥戴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对学生们观点的宽容。在科学哲学领域也有着不同的学派，即使自己的学生毕业后与自己的观点相左，龚先生同样能接受，“越是到了晚年，越是这样”，王志强说。

　　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秋风

　　樊洪业先生也是为龚先生送行的人之一。“他是好人。”樊洪业评价说，“他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他可以允许你的观点存在，可以和你讨论。”

　　范岱年先生与龚先生相识也有50年的时间了，范先生认为龚先生严谨厚道，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可以事后认错，特别是一些由于历史原因，不可避免的偏差，龚先生都可以进行反思。“龚先生尊重有学问的人，也敢于启用有才华的人”，这一点，范岱年先生除了有切身体会外，还举了龚先生为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写推荐文字的事例，“他从搞党史研究的角度肯定了这本书的价值”。

　　去年12月的社科中心庆典，龚先生讲完话因为身体不舒服先离开，大家起身相送，龚先生说，“会议还未结束，别送了”，处处体现他一个长者的风范。

　　唐诗里有一名句：“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种境界，正是龚先生的境界，王志强这样认为。

　　据说，龚先生其实是不打算举办任何告别仪式的——他希望捐献自己的遗体、器官用于医学研究。只是，他的这一想法遭到很多人“反对”只好作罢，很多人要为他送行，很多人要再去看他一眼。

　　我们怀念一个人是怀念他代表的一个时代，一种精神，一种境界。

　　我们纪念一个人，是因为他推进了历史的进程，为这个时代作出了贡献。

　　龚育之先生在科学领域的贡献和成就虽然只是他伟大而丰富的人生的一部分，但是，这部分不可或缺。（作者：杨虚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