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认为，去海外种粮对国民远离粮荒有显著作用。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海外种粮完全是企业利益权衡的结果。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有出国种粮的积极性，而国内的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原因当然是“内外有别”——出国种粮利润可观，国内种粮利润微薄。——椿桦

　　全球性粮食短缺，让中国打造“海外农场”的热情日益高涨。据《北京晨报》昨日报道，农业部官员近日表示，政府目前正在探讨农业“走出去”的鼓励政策。业内人士认为，扶持农业企业出国“租地种粮”甚至“买地种粮”，是加强中国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

　　眼下，种田似乎成了炙手可热的事业。昨天的《人民日报》报道了浏阳市委书记业余当农民，卷起裤管下田劳作的事情；今天，又出现了跨出国门种田的“热情”。看上去，我们的农业很繁荣，很吃香，以至于国内的田地都种满了庄稼而不得不到国外去种。

　　政府鼓励企业去海外种粮，当然具有前瞻性。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被公认为奇迹。但是囿于多方面原因，我国自1998年以来，粮食连年减产。作为产粮大国，我们的粮食多得曾有过喂猪的历史。但近年来，产粮大国的国民们开始有了吃粮的压力，这主要体现在粮食持续性涨价方面。“吃不起”俨然成了城市居民的口头禅。

　　在世界粮食危机的背景下，农业部欲鼓励企业去国外种粮，至少有两个意图：增加粮储，远离粮荒；通过提高粮食产量可间接平抑粮价。由于国内土地资源紧缺，水土流失严重，到海外种粮似乎是必须的选择。然我的看法则是，海外种粮与增加国内粮食生产，是两码事。我并不认为，海外种粮对国民远离粮荒有显著作用，也不认为有平抑国内粮价的作用。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海外种粮完全是企业利益权衡的结果。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有出国种粮的积极性，而国内的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原因当然是“内外有别”——出国种粮利润可观，国内种粮利润微薄。企业舍近求远出国种粮，主要是因为当地的气候、水土可以提高产量，当地低廉的租金、化肥及农药价格可以降低成本。根据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理，他们生产出来的粮食不大可能用来低价销售。如果将这些粮食运回中国，当然属于出口，对中国而言，则属于进口。这一出一进，必然会提高成本。企业老板愿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增加国内粮储，平抑粮价，是一个未知数。

　　去海外租地种粮，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96年，新疆新天集团在古巴投资播种了150公顷水稻，1998年又在墨西哥播种了1050公顷的水稻。2004年，重庆市的农业企业在政府支持下，大规模到老挝租地种粮。时任重庆市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王济光介绍说：企业在老挝生产出来的大米除在当地销售外，还可满足国内对优质大米的需求，并出口越南、缅甸和泰国等国。王济光这番话表明，在老挝种出来的粮食主要还是在国外销售，对国内的贡献是“优质大米”，优质大米当然不可能是便宜米。

　　所以说，鼓励企业到海外种粮与远离粮荒并无必然联系，也不意味着种田事业成了香饽饽。但由于这个话题是在全球粮荒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因此更具讨论价值。中国要想提高粮食储备，远离粮荒，应先解决国内的“撂荒”。这个问题包括：土地闲置、耕地被大面积侵占、农民种田积极性不高等。

　　根据2005年国土资源部的专项调查，到2004年底，全国城镇共闲置土地395.61万亩；而农村耕地被撂荒的面积，则无确切数字。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务工，农田利用率大大地降低了。从前，东部地区与南方地区一年可以种两季至三季水稻，现在则基本只考虑种一季了。农民为什么不爱种田？原因至少包括：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粮食卖不到好价钱；环境污染等因素导致的粮食产量下降等。这些因素在其他很多国家基本不存在。

　　城市化与工业化对耕地的侵占，也是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有统计显示，从1996年到2004年，全国耕地面积累计减少了1亿多亩；2006年一年则减少了1000万亩。尽管国家提出要死守“18亿亩红线”，但在地方政府追求GDP高增长的冲动下，这个红线能否保住，是个未知数。

　　总之，提高粮食产量，远离粮荒的威胁，根本出路在于提高耕地保有量，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农民像企业出国种粮一样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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