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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及视察新会50周年之际,本报开辟了“重走周恩来足迹”专栏,组织记者重访周总理视察过的地点和人物。作为本专题的采访者之一,记者采访了钟丁财、周其成、何龙一、叶发琼等七八十岁的老人。隔了半个世纪的沧桑,透过这几位新会普通干部的眼光,记者仍能感受到周恩来总理高屋建瓴而又朴实无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特别是在粮食工作上。
钟丁财是当年五和乡农业二社的社主任。他在回忆向周总理汇报粮食生产的情况时,仍能记得总理对浮夸风的警醒和抵制。他先汇报早造亩产量在500斤以上,然后说晚造准备实现亩产1200斤。周总理就说:“这样说来,加上早造的产量,就不只1200斤了。”然后问:“行不行呀?”县委书记党向民在旁插问:“你们全社亩产量计划多少斤?”钟丁财答:“每亩粮食2020斤,豆类不包括在内。”总理问:“行不行?”钟答:“可以。”总理马上说:“你们县委书记坐在这里呀。如果达到2000斤,可以到北京去。我招待你。”
这些对话,一方面显示了周总理对群众劳动热情的肯定,但也反映出了他对虚报粮食产量的担忧和警醒。后来在参观新会粮食工作展览会时,他也一再交待县领导要实事求是,不能办到的事不要瞎吹。
与此同时,他亲自到农民育种专家周汉华的实验田和家里了解水稻育种杂交情况,并于同年11月20日,邀请在北京开会的周汉华到家里共进午餐,亲切询问水稻育种的新进展,还在周汉华笔记本上题词鼓励:“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为培育良种,大搞杂交运动而奋斗。”这些细节说明,周总理虽然反对虚报粮食产量,但对以科学手段提高粮食产量还是寄予了殷切希望。可惜周汉华34岁便英年早逝,不然,说不定他会成为广东的“袁隆平”。
周总理在新会对粮食工作的考察和指示,使得新会县避免了因虚报粮食产量而导致的缺粮悲剧。可有谁知道,那需要怎样的勇气?1958年的中国,正处在“大跃进”的热潮中,虚报浮夸成风,很多地方甚至放出了“粮食亩产上万斤”的“卫星”,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不少地方饿死人。
因此可以说,周总理的“葵乡七日”,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这一点,值得基层干部群众永远记取。(李夕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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