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甫一刊出，一方面勾连起市场对16年前几乎相同题目的文章的回忆，另一方面则引发了市场对于其文章用意是“多”还是“空”的猜测。7月2日，股指先涨后跌创出年内新低，令市场对新华社发文的用意表示不解，一些期盼实质“救市”措施的读者继续对市场表示担忧，更有媒体直指“新华社文章放了空炮”。

    日前，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拒绝向记者评论当前的证券市场与具体点位，但他向记者表示，“你可以去看看前两天新华社的文章”。“证监会副主席的这一表态，说明新华社的《通信》基本代表了官方的观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而《通信》中提到“"大小非"解禁可能是中国证券市场所必须经历的阵痛过程”、“产品创新相对不足也制约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而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迟迟未能推出，也显示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步伐的迟滞”等表述，是不是也说明监管层对于大小非问题不会出台进一步措施，而会加快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等金融产品的推出呢？

    作为全国独家发掘新华社时隔16年两次同题操作的媒体，《每日经济新闻》昨天电话专访了当年操刀《关于股市的通信》的主要撰稿人——目前担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吴锦才先生和财经专线总监丁坚铭先生，以及此次《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的主力记者谢登科，试图对两篇文章问世的台前幕后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16年前：完成了一次政治任务

    “1992年的稿子啊，主要是完成了一个历史任务。”听明记者的来意，吴锦才在电话那头有了笑意。

    1992年，中国经济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邓小平南巡。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中，有关股市未来怎么发展的问题成为一大热点，而他讲话里，最重要的是“坚决地试”这四个字。当年的8月8日至10日，举国上下为之狂热的“深圳认股权证”一事，充分表露出新兴资本市场的狂热，“8·10”风波又令业界对中国股市的看法出现了分歧。

    十字路口上，受到高层领导指示的新华社正酝酿这样一篇稿件：一方面要表明“股市，坚决要试”的态度，另外也要对当前市场的问题进行提示。写作的任务，落在了时任新华社国内部财贸编辑室主任的吴锦才身上。

    “当时，国内部副主任姬乃甫同志把题目告诉我，让我找人写。于是，我找了当时在财贸编辑室和上海分社分别负责采访金融证券口的记者丁坚铭、汪洪洋同志一起，分别采访，再根据采访情况拿出初稿。”吴锦才表示，一开始，这篇稿子就注定了其主题敏感性比较强的特点。从1988年开始，新华社就敏感的热点问题组织了一些重要的政论式长篇报道《关于物价的通信》《关于粮食市场的通信》等，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同时，这种体例也成了一种符号性的文体：敏感、热点、重要，类似的文章才能够使用这个体式。

    1992年9月28日该文面世后，实际上也达到了这个效果，完成了历史任务。吴锦才曾在多个公开场合回忆这篇报道出台的内容，包括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召集当时负责经济各方面工作的负责人研讨，并亲自改动此稿30多处等，为这篇报道注入了强烈的政策性和思想性。

    “新华社写稿子多是从政治的高度来看问题。”吴锦才介绍说，1992年的市场改革还处于进行当中，很多话题都不能碰触，因此新华社以“来自**的通信”的形式写作，题材本身就具备新闻性，再加上内容上的高度政治意义，稿件的作用和影响都非常大。参与1992年改稿写作的另外一个作者丁坚铭也表示，当时稿子出来的背景和现在不同，当时政府参与的程度非常高，针对当时投资者不成熟、市场认知不统一的情况，1992年的《关于股市的通信》起到了统一认识的作用。

    对于此次新华社再用“老标题议新事”，吴锦才表示，这次的文章也是从政治的高度以及经济的角度看问题，但并不是所谓的新华社“救市檄文”，新华社也没有这样的任务。“我们报道了大势宏观，如果能够在客观上起到增强市场信心的作用也是好的。”

   16年后：说透时下热点难点

    至于此次《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为何取题与16年前的社论相仿。谢登科告诉记者，16年前的报道，在特殊时期承担了特殊的责任和使命。从标题上看，巧合的成分更大一些。“股市的话题既重要又敏感，因此需要这样一个恰当、平衡又不代表任何结论的标题来承载内容。”

    “我一开始给这个稿子取名叫"从股市发出的讯息"，但是几经变化后还是改成了"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谢登科表示，前一个名字的范围比较局限，只能是从股市本身的讯息出发，而此次写作，要完成的任务则是既包括宏观又有市场。我们这篇稿子要谈几个问题：宏观经济和股市的关系，改革开放成果和股市的关系，当下存在的问题与股指运行的问题，市场各个方面成熟才是人心所向的问题。”因此，谢登科认为，取后一个名字更加贴近文章的核心，“我们希望这篇稿子具备理性、成熟、权威和不可替代性等特点。”

    谢登科表示，标题相似并不代表文章内容与16年前的文章有刻意的对比。但事实上，这种对比才是股市中各方所关注的焦点，尤其当股指从6000点暴跌了60%以后，管理层是否会在此时采取行动，或者贴近管理层的新华社获得了先知先觉的内容？

    对于此次“通信”是否有高层意图在内的各种猜测，谢登科不予置评。他仅表示，新华社每年都会有特定的策划报道时间，比如半年总结或者中央召开重要会议等，内部都会策划，而采访时也会到各个部门进行核实。这次的《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之所以出炉，是有其必然性的——今年的经济情况非常复杂，而股民开户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的1.2亿户，股市已经影响到了全民，再加上地震、冰雪灾害等突发因素，市场需要客观、公正地认识股市。

    “讲透成果又不回避问题是我们写作的初衷”，他告诉记者，新华社作为国家级通讯社，在股市遇到如此多问题的时候，是有义务回答一些质疑和问题的。“我们想要表达的是，虽然16年来股市的发展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问题并不因为指数上涨到6000点上而隐蔽，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不会因为暴跌而被全盘否定。同时，我们呼吁股市的各个方面能够愈发地成熟起来。”

    对于市场的各种评价，不管是专家认为新华视点有“救市作用”还是“放了空炮”，谢登科表示无法置评，也无需置评。“时间和历史可以证明一切。”

    吴锦才则进一步告诉记者，经过他近期在广州、深圳等地的实地调查，“国家的实体经济非常好。”他表示，以前如果遇到今年的冰雪和地震灾害，国家肯定问题比较大，但是现在有了改革开放30年的财富底子，应对自然灾害和内部发展都不是问题。而股市目前的估值则显得过低，尤其一些中小板上市的公司每年有几倍的增长，股价却这么低，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前几天我还签发了一个稿子，叫《A股已到战略建仓点》，当时沪指在2700点左右。新华社从来不参与托市或者打压指数的报道。”吴锦才表示，目前股市的暴跌是有些不正常的，从各种指标和实体经济角度来看，早在上一轮市场跌到3000点时，就已经可以下战略建仓的结论了，因此他最终签发了这个稿子。 （作者：姜艳艳 每日经济新闻）